有一种史料，譬如《宋史·李允则传》就认为：此役，王超在与契丹接触中，曾经战败，损失兵众不少。于是王超龟缩城中，拥有十几万大军而不敢与契丹正面相对。作为行营都监的李允则，在人心震摇之际，给王超提出了两个建议：一、穿上丧服，向大军恸哭，以此来告慰军士的悲愤；二、率领这支哀兵向契丹继续开战，挽回败局。真宗甚至也知道李允则的这个举动，专门发去了诏书给予嘉奖。
而王超拒绝了李允则的意见。
契丹各地攻城，仿佛蜻蜓点水，稍稍不利即转战他处。很明显，契丹是想利用骑兵优势，与宋师展开野战。但在野战中，从太宗时代开始设计的宋师大阵又有效地防御了契丹骑兵驰突，所以契丹最期待的是在运动中诱骗宋师一部脱离大阵，以便于相机围歼。王超大阵坚持不动，也有理。但契丹迂回百余里，绕过大阵，继续南下，王超依然不动，就不是“持重”的问题了。因为这时“大阵”对面早已没有了什么敌人。甚至在真宗了解到前方态势，诏令王超率军南下，而他还是迟迟不动，达一个月之久，这就不免令人生疑：他要干吗？
有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似可令今人深思。
一个月之后，“澶渊之盟”已经签订，王超“奉召”率大军南下。行进几百里后，来到天雄军（今河北邯郸）。而此时契丹正在从澶渊向草原撤军。两路大军，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形势诡异。真宗下诏，令王超所部的河南籍万余人，赶赴澶州，归大将李继隆等人率领。这就等于在分解王超的兵权。同时，从河东（今属山西）赶赴河北的雷有终部，也正在按照诏令返回河东。《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此评论道：“时王超等逗挠无功，唯（雷）有终赴援，威声甚振，河北列城赖以雄张云。”对比中，可以知道，澶渊一役，契丹大军之所以抵达黄河北岸、澶州城下，主要原因是王超未能积极布防、配合诸镇拦截。而契丹绕过王超“夹唐河”而立的几十里大阵，王超也未能形成追击态势。契丹南下，置王超唐河大阵于不顾，一个多月的时间，居然不恐惧身后的十几万宋师。契丹恐惧的，是不受王超节制的河北诸州守军，以及来自河东大本营、能征惯战的雷有终。
更有意味的是，当王超率屯戍大军南下到达天雄军时，正在此地做军事副总指挥的孙全照“颇疑惧”，准备“闭城拒之”。宋师怀疑宋师，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没有蛛丝马迹，孙全照何故如此？更有意味的是刚刚被寇准举荐，由真宗安排到此的天雄军总司令王钦若的回应。
王钦若认为孙全照此举“不可”。他说：“若果如此，则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如果这样将王超拒之城外，是将我们对他的“猜嫌”暴露出来，弄不好反而刺激他、成全了他的叛逆之心。
那么怎么办？
王钦若与孙全照在城外十里扎制彩棚，做出欢迎王超“回家”的样子，欢歌宴饮，一连好几天。等到欢宴完毕，王超所统领的诸军，已经被王钦若和孙全照分派到各地去了。王钦若做得很诡秘，甚至王超的亲军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王部所领三路大军，没了。
王超带着三路大军的“编制”到澶州来见真宗，知道自己“统帅无功”还“违诏失期”，估计要落个傅潜一样的下场：流放。于是上章待罪。真宗“悯其劳旧”，可怜他还算有“苦劳”，也算是“旧人”，原谅了他，给他一个地方节度使，罢免了他的军职。从此以后，王超再也没有统领过大军。
能断大事的寇准
中国文化内在精神，极重“道义价值”。《春秋》《史记》《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以来，“道义价值”恒为史家用志不纷，凝神所在。史家记录往事，大义之处，取径圣贤；用字用语于是自明理路、自含褒贬，以此阐扬并传承为一种意义系统，此即“史心”。
然“史心”判词一出，严若冰霜，如老吏断狱，一字不可以移易，故古人于此必慎于下笔。有未彰之事，有难晓之人，往往诉诸于“曲笔”。此即“史心”幽微而含蓄处。王超是否反叛，其事尚未彰明较著，其人难断贤愚善恶，史家于是更不说破，只借天雄军一案、王钦若一语揭开诡异帘幕一角，但是已经足够惊心动魄——如果熟悉石敬瑭、熟悉杜重威的故实（《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已经说清了他们的秘密，“史心”揭橥甚明）。
简言之，秘密结好异族，颠覆母国，从石敬瑭、杜重威以来，乃是“铁血”武夫的传统。大宋对此必须格外提防。但是从事后处理模式观察，除了南宋风波亭一案，在秦桧主导下杀害“兵强马壮”的名将岳飞之外，大宋几乎不动杀机。宋帝不喜欢流血，似乎是一种生理上的遗传。
有一个故实可算例证。
这一次真宗到澶渊，名相李沆病重，东京留守者乃是太宗四子，真宗四弟，雍王赵元份。
赵元份知道留守职责重大，相当于“临时代理皇帝”，于是诚恳辞让，真宗不许，但为他选择了特别能干而又贤良的宾佐辅助他。
尽管赵元份有气度，是个令人见而敬畏的人物，但他怕老婆，老婆蛮横不讲理，他却一点办法没有。他“狠”不起来，皇子的身份也让他“狠”不起来，等于终身受老婆制约。甚至到了他生病时，那老婆也不愿意稍尽妇道。这样一位皇子“留守”京师，还恰恰就赶上了一档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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