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誓书》，应该是宋廷派人与契丹来人共同拟定。赵安仁和姚柬之可能是主要起草人。
行前，姚柬之还特意说：“我国收兵北归，恐怕大宋缘边将士截击。”
于是真宗下诏：诸路部署以及诸州各军，不要私自出动兵马袭击契丹归师。
但此前几天，契丹还在派人攻打并攻克了澶州附近的通利军，因此，真宗一面下诏不得袭击契丹归师，一面还在部署猛将荆嗣等人在河北、山东交界处屯扎，防备契丹南下骚扰。
几天后，河北北面诸州报来军事简报：
“侦察得知，契丹北去，还没有出塞，很有几拨游骑骚扰乡间和州城。贝州、天雄军两处的居民，受到惊扰，都已经转入城中。”
真宗从容下诏：
“以高阳关副部署曹璨率所部取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部署、宁州防御使张凝为缘边巡检安抚使，洛苑使、平州刺史李继和副之。同时选天雄军骑兵两万为曹璨后继，跟随戎寇。如果发现戎寇敢于放肆劫掠，则所在诸军合势翦戮！”
同时，又派遣使者晓谕契丹：因为朝廷得报中原民庶尚有惊扰，所以出兵巡抚，并非邀击。
再紧急赐王继忠手诏，令他告知契丹：此前所掠老幼，一律放回。
给契丹的文件，全部以急件形式，由澶州马铺校官乘驿站快马递送敌寨。
大将李继隆奏报：龙卫指挥使刘普，领兵从戎寇处夺回人、车、牛以及“生口”也即活人“凡万余计”。真宗对此不加褒贬。契丹回师途中劫掠我大宋民庶，此际“夺回”，就是一场“摩擦”，但民庶必须得到保护，作为对等原则，李继隆可以这么做，虽然已经下诏不得邀击契丹回师之众。
盟好重要，很重要，极为重要，大宋等待这一天很久了；但是，民生更重要，尤为重要，最是重要。所以，宁肯冒着“合约破灭”的危险，宋师也不会放弃民庶，更不会要求将士或民庶“大局为重”，而放任戎寇肆虐，相反，宋师必要一如既往地保护民庶。这也是“执纲纪，存大体”。民生，永远是有道邦国的政治核心。放弃这个核心，一切政治治理即自动失去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
但盟好在即，太平有望，真宗毕竟心生欢喜。起驾回京之前，他作了一首《回銮诗》，命近臣唱和。这诗有几种版本，其中之一是：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真宗诗才一般，但却准确描述了帝王之忧戚喜乐，气度雍容，有和穆之象。诗中第一句“我为忧民切”，我相信真宗赵恒流露的是真实情怀。
这时节，河北诸路都部署王超才率领大军返回澶渊。甚至，他还在诡异地拖延。当时名将马知节屯镇州，王超在定州，二地相距不远，马知节多次讽劝王超出兵抗敌，王超不动；接到真宗诏令回师澶渊，他也不动。马知节催促他，他说“中渡无桥，天冷，徒步涉水难度很大”。中渡，在镇州、定州附近的滹沱河上，马知节听说后，马上将早有准备的工匠派出，一个晚上架起了桥梁。王超这才慢吞吞地过河南下。在天雄军，王超又被早就怀疑他的王钦若、孙全照将其全军“散尽”。而王超见到真宗之后，即被解除了兵权。
随后，命翰林学士，大儒邢昺祭奠黄河。表示战事结束，感恩神祇。
接下来，在行宫大宴群臣。宰辅毕士安因为病重，未能跟随大驾，但还是奉召从京师赶来参加这一场盛宴。宴会中，真宗向诸臣宣布了“三十万岁币买和平”的来龙去脉。有人议论认为三十万太厚重了。
诸臣锵锵之际，毕士安说了一句话：
“不如此，则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不给契丹如此厚重的岁币，则契丹也不会考虑重视，那样，和议之事恐怕也不会久长。
话不在多，毕士安一言，解去诸臣疑忧。
真宗的“家园叙事”
为何要给契丹“岁币”也即“钱帛”？
此事在后世遭遇不少诟病，尤其近百年来，此事更被激进思潮讲述为中世纪王朝之耻辱。事实上，此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为真宗一朝辩护。
一、“岁币”替代“对外战争”，是一种成本利益的“经济”考虑。按后来的约定，每年支付三十万钱帛，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一场中等规模以上的战争费用。那时候，一场大战，各地输送的粮草动辄几十万单位、上百万单位，而战马、器械、战前战后的赏赐还没有计算在内（有些时候，一场赏赐就超过了三十万）；战争所过之地，往往还要蠲免当年或多年赋税，也没有计算在内。那时，一场战争，动员的地方储备，动辄一路，甚至几路（也即几个省级单位的战略储备）。而赏赐和蠲免，则等于在动用国库。战争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总和，不知道要超过多少个“三十万”。
“岁币”与“战争经费”比较，《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名相王旦对真宗的一个说法，或可令人深省。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每年给契丹的三十万单位，不到一场战争费用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其真实性，套用一句老话的说法就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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