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按照“澶渊之盟”之后的中原与草原的口岸通商统计，大宋的贸易顺差，其数额更远远超过了三十万。尤为微妙的是，契丹很少铸币，口岸通商，往往需要大宋货币，这样，宋币几乎已经等同于今天的美元，成为一种奇异的“硬通货”，大宋只需要将“铸币”运往雄州口岸，就可以换回来大宗实用物资。从后来真宗一朝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宋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来看，停战加贸易，大宋这个和平代价事实上“成本”极低。那种动辄批评“岁币”，说给有宋一代带来巨大经济压力之类话语，属于“坊间论说”，实在是一种距离真相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平庸的深刻”。
二、“岁币”替代“将士流血”，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民生”考虑。血比钱重。这方面的重要性，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三、“岁币”替代“历史问题”，是一种维系政统的“道义”考虑。政治政统，是否合法、合理、正当？理由种种，其中之一是：是否有勇气承担前朝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负面问题？
可以略说说德国故总理勃兰特。
希特勒的德国，显然不是勃兰特的德国，勃兰特在“二战”伊始就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战士，希特勒开除了他的国籍，他被迫流亡挪威。但勃兰特仍然将德国作为他的“祖国”（注意：不是“国家”，是“祖国”。“国家”与“祖国”是两个差异显豁的不同概念）。所以，当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纳粹德国杀害的犹太死难者默哀时，他已经承担了日耳曼德国从《尼伯龙根之歌》（德国十二世纪史诗，史称“德语之《伊利亚特》”，代表远古德语文化）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全部遗产——遗产中包括日耳曼祖国的理性与癫狂、壮美与丑陋、光荣与罪恶。勃兰特这种对祖国遗产浑沦一体的整全性继承，让他那时代的西德也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此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日耳曼祖国的合理、合法、正当的继承者。
勃兰特华沙一跪，重于泰山。关于勃兰特的下跪，人们说得挺多，我的贡献在于，它让我想起里尔克的诗来：“双膝弯成直角 / 赋予世界一个全新的尺度。”
这是赋予“和平”为“英雄事业”的价值尺度，也是提醒人类由隔膜和仇恨的黑洞走向和解的文明尺度。
勃兰特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
真宗继承的前朝，不仅包括太祖太宗，也包括了后周，更远一点说，他也继承了《尚书·尧典》的传统。就像《尼伯龙根之歌》是日耳曼的“神灯”一样，《尚书》几乎就是古老华夏的“神灯”。《尧典》中的一段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大意说：尧帝能够发扬大德，使家族亲爱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辨察各族百姓的政事；众族政事辨明之后，又协调万邦诸侯，使诸国在协调融洽的政治生态中共存；于是，天下众民也相续变化，友好和睦起来。
这是传统中国政治治理最为要紧的思想所在。“和”与“睦”是天下治理的核心诉求。这才是传统中国的“英雄事业”“圣贤事业”，质言之，它就是中国的“和平事业”，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纲纪”所在。
西哲有言：“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宋真宗赵恒践祚之初即提出“召天地之和气”，就是对内对外的和平宣言。
吾土，可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也可视为杀人如草的坟场。史上帝王公侯的“家园叙事”与“坟场叙事”构成了不同政治美学的义理选择。
帝国领袖真宗赵恒与他的精英团队们，选择了“家园叙事”。
他们的所有叙事，几乎都可以在“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这两个主题下得到解释。
“屈己为民”
对“和平事业”的追寻，在整个中国史上，真宗一朝最为自觉。
真宗没有“下跪”，因为他继承的前朝并无纳粹那般罪恶，也没有给契丹人主动带来灾难。他在位期间，所有的战争，都是契丹首先发动的。但他为苍生计，愿意“屈己”“屈意”“屈节”，追求一个“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天下太平世界，也可以理解为“世界和平”境界。
“屈己”，与“屈意”“屈节”，意思相近，都是君主放得下好大喜功之心，接受委屈，而求广开言路、民生安泰、政治和平之大义的意思。“屈己”“屈意”“屈节”，是宋代历史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现象，考《宋史》，据不完全统计，这三个概念出现不下五十次，尤其以“屈己”出现频率为最高。
有意味的是，这也是宋代的君臣共识。臣下要求君主“屈己”，君主也愿意接受“屈己”。宋太宗赵炅北伐失利后，下《罪己诏》，史称“推诚悔过”，宰辅李昉等人，借机推演“屈己”的历史故实，要求太宗牢记“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的政治伦理。从南唐归附大宋的名流张洎，也曾上书太宗，大谈“圣人屈己济物之诚”。真宗的老师、参知政事李至，在西夏问题上就劝谏真宗说：西夏李继迁之辈，固然有罪，但“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万人”。名士王禹偁也上书论“五事”，其中之一就是要求真宗朝对付地缘之敌的战略，应该是：一面谨慎守备，一面通和盟好，以此“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为人也”。他知道有好大喜功之人一定会揣摩皇上自尊心，说些“富国强兵，不可示人以弱”之类的话头，还特意提醒真宗说：这类大话，都是“夸虚名而忽大计者也”。名臣谢泌也上疏言“太平”之事，须“屈己以宁天下”，大宋作为“大国”，没有必要“自轻而与戎狄竞小忿”。毕士安推荐的李允则也在“澶渊之盟”缔结后，给真宗上书说：“朝廷不想困扰大宋军民，所以‘屈己议和’。此事虽然国库支出不少，但与用兵比较，还是利好得多。希望选择边将谨慎地恪守盟约，如果有人上言什么‘与契丹和好没有好处’之类的奏章，这样的边将是不能用的。”后来天下太平，宰辅王旦也夸奖真宗说：“之所以现在‘人情和，天道顺’，是因为陛下您‘虚心求治，屈己为民’。现在远方的人民都愿意向慕中原，年岁丰收人民安乐，这是太平的景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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