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画策”后，很自信地对真宗说：
“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岁后，戎且生心矣！”
寇准此处所谓“戎”，泛指中原北部所有的草原部族，不一定是定指契丹。所以陈瓘在“靖康之祸”后，慨叹说：寇准的预言到此不幸而应验了！
可惜的是真宗没有答应寇准，真宗回答道：
“数十岁后，当有能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几十年后，一定会有能够抵御异族的能人。但我，不忍心看到生灵再次受到战争困苦，姑且按照他们的意见，和了吧。”
寇准的“画策”，刚刚呈现为“可能性”，就消散在虚无中了。没有人在“澶渊之盟”以外看到寇准更“刚猛”的一面，王夫之看到了，陈瓘看到了。他们以中国出色史论家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感觉到了寇准这颗超一流大脑的军政天才格局。说王夫之和陈瓘是寇准的两大知音，当不为过。
陈瓘的意见不止于此，他在议论徽宗朝模仿真宗朝故实而失败时，更有一番近于现代历史哲学的议论，极为精彩。
他说：
然所谓亲征者，在景德行之则可。而议者当靖康时，有请用真宗故事，则不可。盖亲征之行，必兵强可也，财富可也，将能擒敌可也。若此，则分画明，纪纲修，法度正。一有不然，则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无不胜。”此书生之虚论，可言而不可行也。
徽宗朝，面对金兵威胁，朝中有人议论，要徽宗效法真宗，也来“御驾亲征”。似乎只要“御驾亲征”，就可以战无不胜。徽宗朝谋士们的此类方法，后世多有，以为“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云云。但陈瓘所言，等于破除了这类“迷信”。严格说：历史经验，在没有给出当代条件时，甚至不可借鉴；一旦按图索骥“借”来“历史经验”照搬使用，如果不具备此前经验之诸条件，生吞活剥、食古不化，那就是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其结果，也必与“借鉴者”愿景大相径庭。
历史，可能有相似事件，但不会相似到程序次第上的相似。
历史，由于人心莫测和环境变化的介入，其复杂程度不可能如四季变迁般“规律性”呈现，毋宁说：历史无规律。尽管这些相似事件，足以发人深省，足以令后人在其中寻觅经验模式。但这种经验模式，只能据当下条件，而不是历史条件，重行判断和推演其模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完整挪移其模式。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所有的历史经验，在没有给出现在时态条件时，都是唯一性的，不可重复，甚至，不可借鉴。
即如藩镇割据的“阴谋拥戴”，唐末以来，几十场同类军政故实，“规律性出现”的，是外观相近的事件形态，而不是演绎如一的程序次第。“御驾亲征”亦然，真宗驾驭它，成功了；徽宗驾驭它，则未必成功；何况，太宗就曾经驾驭它，结果大败。历史上很多相近事件，往往看上去呈现为“规律”，但深入考究，它们一个个，往往都是唯一的。
但是，假如“历史经验不可借鉴”，如此一来，历史的意义何在呢？
历史之意义，可以概言者甚多，中外思想者不少人讨论过此类老生常谈，但“借鉴历史经验”仍然是主流话语、核心诉求。读者应该能够看到，我并不一般性地反对这个意见。我能够给予的补充意见是两个：一、当，且仅当给出现在时态条件时，“借鉴历史经验”才开始趋于可能性；二、这种“历史经验”，其主要方向是以“褒贬”为主题的故实叙事。
传统史论谓“殷鉴不远”，谓“彰往而知来”，司马迁“述往事”其要义在“思来者”，诸如此类，都可以在这两个补充意见中得到逻辑自洽的解释。
“褒贬”，极重。孔子一生就在平衡往事大义，试图给出一字不可移易的“春秋褒贬”。而后，历代正史，都在“本纪”“世家”“列传”之后，给出精简的评论，这些评论，主题就是“褒贬”。“褒贬”的“历史经验”，可以用两句现代白话将其大义说清楚，那就是：何事可以做？何事不可以做？
如果给足现在时态的条件，这种“历史经验”就是丰厚而又珍贵的遗产，且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陈瓘此论的意义，在于肯定寇准“左右天子”赢得“澶渊之盟”，作为“历史经验”，具有唯一性。而今人能够“借鉴”的，就是学习寇准“能断大事”的“仗恃资本”，以及获取这些“资本”也即“条件”的现代方法，以此去推演可能的趋势。“澶渊之盟”证明：寇准是做足了“前瞻性研究”的谋略大师，可惜史料残缺，今人已不能获得他的研究方法。但是不妨碍今人去“重行推演”他的方法，那是每一个阅读寇准，并愿意理解寇准的读者可以做的一种思想体操，一种饶有意味的益智游戏。
大宋帝国三百年 真宗赵恒： 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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