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移民的事就不要想了，我要留在国内，试着坚持下去，无论理智怎样提醒自己，我心中都要充满希望，都要继续战斗。从某种方式来说，我喜欢履行这样的义务，如果根本就不想费心劳力，那么我永远都不会选择当老师，永远都不会写作或者公开演讲。
1985年
3月11日，五十四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很快，他就宣布了以经济体制改革重振苏联的计划，并废除舆论控制，实行言论自由，还意图缓和冷战的局面。凯南以及美国的其他俄罗斯问题专家都没有预见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会给苏联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 4月4日，华盛顿
[国务院外交军事事务局（Bureau of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的主任小约翰·钱恩（John T. Chain Jr.）］向我询问戈尔巴乔夫先生以及相关事务，我非常乐意解答这些问题。（这是我的弱点。）钱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温文尔雅，对我礼貌有加，这是国务院的传统。我意识到，这是多年以来我首次在这里接受咨询，虽然他们咨询的只是与苏联相关的信息，而非政策问题，不过他们能这样关注我，我还是感到些微的欣慰。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些让人感到熟悉和不安的东西：这个地方、他们那种温和的距离感，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戒心。这让我想起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想起他在解雇我之后，建议我应该时常来这里告诉他我对当前时事的看法。他解释道，他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
● 4月21日，普林斯顿
三个星期又过去了，这几个星期来的活动太过集中了，没有时间写日记。我都做了些什么？空虚，空虚，空虚！……
我参加了国务院舒尔茨先生举办的小型午宴。他对谈话涉及的有限几个话题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富有洞见。他对我也显得格外友好，甚至还询问我如何与苏联的新一任领导人相处，这让我很惊讶。我回答他说，通常来讲，从很多方面来看苏联领导人都缺乏安全感，我们要对他们的威望表示尊敬才能让他们安心。与他们协商的时候，我们必须弄清楚谈判的主题，严格遵循主题进行磋商，不要插入不相关的问题，否则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 4月26日，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上午驱车（穿过弗吉尼亚州的捕猎俱乐部，相对来说，这里没有受到商业气息的过分侵扰，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春日的乡村非常美丽）到埃夫里尔·哈里曼坐落在山上的精致小屋吃午饭。帕梅拉[15]去华盛顿了，邀请了大约一百五十人参加她的民主党筹款晚宴。（她对这项基本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表现出的忠诚让我钦佩，我想她这种刚毅的性格恰恰是英国女人所具有的。）
埃夫里尔弯腰驼背，非常虚弱，思路异常清晰，不过记忆力已经衰退了，现在的他就像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绅士，拥有人到暮年、特别是有财富和名望为依托时该有的那种贵族气质和举止。
● 8月14日，索伦霍斯
克里斯托弗发来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季刊《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就提出谬论，称我提出“遏制应当是全球策略，而非只限定在某几个区域”。每一位认真研读过我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个论述与事实正好相反。他最好去查一下我的《回忆录》第一卷第359页的内容。实际上，这恰恰是我所反对的“杜鲁门主义”的特征。
我和克里斯托弗观点一致，对此最好不要专门去回复……但是，纪念X文章发表四十周年的日子将要来临，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应该对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右翼批评做出一些初步的回应。
● 8月19日
与德国的出版社协商好后，几天前我收到了德文版《改变世界的结盟》[16]的前几章，他们把译稿送过来，是为了让我能在这本书继续翻译之前仔细审阅一下。
哦，天啊！哦，天啊！现在的德国人书写母语的能力出了什么问题？语言不够优美，平淡无奇，逐字逐句地直译，甚至还有很多词语不够准确——译文完全没有理解文章的背景，没有准确把握原作的语气和风格。我真为译者感到悲哀，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可能懂些英文，无疑他需要钱（不然为什么他要承接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翻译任务？）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本书就这样被马马虎虎地糟蹋了。我尽可能得体地措辞，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 11月13日，普林斯顿
又是这样，过了很多天才把日记捡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坐在这里，虽然表面上埋头于学术工作，但很快就会被一堆请求、活动、问题所淹没，其中一些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与学术相关，但并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这让我没有时间去仔细地思考生活……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乡村的生活，那里有能让你情绪舒心平缓的菜园，还有很多牲畜：狗、猫、猪、牛、马，等等。在普林斯顿，大自然留下的一切正在逐渐消亡。
● 11月16日
不管怎么说，在过去两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阅读一名（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的）瑞典人厚厚的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并给出反馈意见。我想这位博士的名字叫作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很显然，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国内在读博士生的平均水平，哲学和政治学的阅读涉猎也很广泛。从论文中我似乎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哲学方面，虽然我并不能假设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研究我的论著时一丝不苟（尽管也持怀疑态度），极为谨慎，小心翼翼，就连我早年的很多论文，他都一篇不落地翻捡出来。基本上，他是前后连贯地从哲学的深度展开研究，在我看来这样的方法很客观……我认为，这是对我所持观点最不留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批判，我对这篇论文很着迷，无法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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