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我之外，这个站台几乎无人光顾。有个步态轻盈的芬兰青年来回走动，腰挂着一把刀。他是扳道工，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巡视的过程中他满含敌意地向旁边看了一眼，鄙夷地看着苏联人的车厢。火车头冒出的股股黑烟迅速随风散去，散发出的气味让我想起了北方家乡的树林，站台上始终整洁干净。一个身穿制服的芬兰铁路工作人员神态安详地骑着自行车来到车站大楼前，停好车后走进大楼开始自己的工作。一驾乡村马车载着一家人驶来，这家人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不过马儿膘肥体壮，鬃毛泛着亮光，它迈着轻蹄欢快地慢跑着，苏联的马可没有这样的神采。整个画面看上去让人感到一切都高效、整洁和宁静，不过也有些许资产阶级文明的无聊之感，此情此景突然让我这样一个旅行者重新忆起了久违的资产阶级生活……
● 11月24日，莫斯科
与挪威大使馆的武官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几位客人，其中一位是司徒登诺夫上校（Colonel Studyenov），晚饭后我跟他进行了一次坦诚的长谈。我们就苏联和美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不难看出他在这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渊博的学识。之后我们又谈到了美苏关系以及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我对他说，我理解苏联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某些做法，我知道过去二十年间很多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都很冒失和愚蠢，我毫不怀疑有很多人试图利用自己的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如此，我认为苏联政府有必要重新斟酌某些做法，至少应该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善待那些诚实善意的外国人。我说在美国与人相处就容易得多，比如同英国人，我们政府中的任何人都能经常和职位相当的英国客人会晤，坦诚地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甚至对本国政府的政策措施是否得当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没有人会怀疑他们要叛国，也不会给其他政党留下虚伪的印象。我指出这在苏联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我也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英美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力量上来，平衡双方关系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因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私人交往又何止万千。我告诉他，在战争期间至少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美国军人在英国同当地姑娘结了婚，现在美国政府允许这些妇女到美国去生活，这就意味着每一桩婚姻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会强烈反对美英两国之间产生实质性的麻烦。我引用了发生在苏联的一起事件：十二个美国工作人员与俄罗斯姑娘结了婚，现在仍然有好几位女士被限制离开苏联，无法到国外与丈夫团聚。我说这些人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成千上万美国人在伦敦过着正常的生活，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在美国过着正常的生活，也有无数的旅游爱好者自由地穿梭在两国之间。上校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他强调，虽然高层之间在政策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苏联民众中，没有人愿意与外国人亲密接触，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对待任何事情都更加小心翼翼。我回答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想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将会非常非常困难（有些话应该说，但我忘记了，那就是两国关系这样的事情跟我们在战争期间的联盟没什么差别，那时两国联手摧毁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谁都不藏任何私心）。
上校断然答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解决办法。“用我们苏联的话说，”他说，“‘困难’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件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那就罢了。但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人永远都不应该去抱怨有困难。”
分手时我告诉他，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但是如果我们对困难视而不见，面对眼前这些共同的而非单方面的障碍，还想沿着老路取得任何进步，这可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了。他对这一点表示赞同。
后来我想到一个问题，在那种环境下我是不是不应该说出内心的答案，我更应该把这个任务归类为“不可能”。只要苏联公民的个人生活还像现在一样受到秘密警察组织的监控，只要秘密警察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依然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依然害怕明媚的阳光照进苏联，那么我一定会说，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看不到任何真正的希望。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一个事实，即高级外交官不可能随时都对人坦诚相待。作为驻苏联的美国代表，我不应该说的一句话是，我对美苏关系的未来深感绝望。
● 11月26日
下午和大使[43]谈话，商量了几件事。我提到，我认为我们应该关闭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总领事馆，因为我方人员遭到了无礼的对待（被完全孤立，对他们的监视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屋里安着泛光灯，街对面房屋的玻璃窗后密探的面孔时隐时现，种种手段，不一而足），我们在办公室外的行动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又如何来维持领事馆的运作？大使说他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设立领事馆对我们的政府很有益处，应该保留下去。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见了一群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他们热衷于分析斯大林的地位，分析得比较深入也比较客观。当然，探讨的结论说不上成熟，但有一点已经明确地凸显出来：苏联在大国会议中呼风唤雨的快乐日子已经结束了，苏联统治阶层也没什么动力再将斯大林推上英美苏三方角逐的政治舞台了。这就要求明确苏联到底是由斯大林个人领导，还是由其他人以他的名义集体统治，而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这就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他为什么应该在这个时候退休。我同莫斯科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意见一致，我们认为此时的斯大林是否还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独裁者是值得商榷的。我怀疑权力掌握在以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核心的政治局手中，我想他们可能不但希望斯大林退出历史舞台，放弃他现有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而且莫洛托夫也不希望继续一次次亲自面对外国代表，他将会放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44]也许在选举之后，会有人接手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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