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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尽头是民国_傅国涌【完结】(52)

  他和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陈芷町说起新闻检查的问题,认为政府对于一个问题的发生,不要尽是消极地叫报馆不要登,应该积极地告诉报馆怎样登。政府要实行新闻统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国通讯社及报纸遍布国内,本国报不登的事情,外报传得更厉害。譬如当时关于四川军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报纸登载,外边揣测纷纷,甚至以为成都都已不保,及至允许报纸报道四川的情况,人心反倒安定下来了。

  办报出身的陈芷町对他的话表示赞同。王芸生的用意无非希望放宽新闻检查的尺度,给新闻界更大的自由度,越是把真相告诉民众,越能防止各种传言、小道消息流传。但他提出的“积极办法”也蕴含着一种危险,如果每则新闻都要由政府告诉报馆应该怎样报道,各报馆的自主性同样将受到严重影响,自由报道的可能性未必会加大。结果很可能不是离新闻自由近了,而是离新闻自由远了。王芸生在庐山上曾两次与蒋介石见面,第一次谈了半个小时,第二次谈了一个小时。他用了六个字来概括蒋给他的印象:“虚怀,热诚,苦干。”他了解到蒋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连吃饭的时候也要约人谈话。蒋请人吃饭很简单,常常只有几样菜不美而且不丰”,所以许多人都要先吃些东西再去赴蒋之约。张学良感慨地说:“他太苦了,整天的在严肃的态度下见人治事,毫无舒展个人兴趣的余地。亏得他,换个人谁也受不了。”然而,仅仅从邮电检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蒋治下的中国与真正开放的现代社会仍有距离,他还在旧传统中打转。

  一个1893年人的“三原则”

  左舜生也是一个1893年人,他最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前半生的经历非常丰富,非常多姿多彩。他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后来是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曾”是曾琦,“李”是李璜。在国民党掌权时代,这个信奉国家主义的政党也是国民党压制的对象之一,长期处于半公开状态。他们办了一份有名的《醒狮周报》,上面印有一头狮子,因此被称为“醒狮派”,一般他们也以这个名目公开对外。办党始终不是左舜生的职业,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同时也是复旦大学等大学的教授。

  情况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渐渐有了变化,大约1933年到1934年之间,蒋介石两度托人带话给左舜生,希望有机会与他见面谈谈。当时,他认为国民党与青年党还是有相当距离,怕引起其他同志的误会,加上蒋所托的人虽然与他很熟,但无深交,并不十分信赖,所以迟迟没有答复。到了1934年春天,他接到蒋介石从杭州发来的电报,约他暑假到庐山见面。他这才和曾琦(慕韩)商量。这个曾琦是他佩服的人,多年后,蒋当面问他曾琦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如此回答:“慕韩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他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久居过法国,但他的思想相当保守。他对4五四’以来新思潮不重视;连白话文运动他也不理会,他依然写古文,做旧诗。他以一个不名一钱的穷书生,居然创建了一个党,已有二三万个党员……他有一个特长,便是‘长于组织’,也肯接受别人的意见。”

  当他征求曾琦的意见时,曾说:“一个在野党人和执政党的当局见面,这是再寻常没有的,你尽可以去。”他问:“万一因我和蒋先生见面,演变到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您的态度怎样呢?”曾琦的回答更干脆:“现在国难如此严重,日本军阀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为时必不在远,最后我们除抵抗以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到那时候,全国无论任何党派或个人。都非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不可,我们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党,当然必须与国民党一致,您先去做一个底子当然更好。”他说:“您既赞成我去,而且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我便有三条原则必须坚持:一,我们信仰国家主义,爱国第一;我们主张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个基本立场,不容动摇。二,我自己是一个书局的编辑员,同时在大学教书,对实际政治无经验,也无兴趣,假定蒋先生要我担任什么纯政治性的工作,我只能婉谢,这是我的身份,必须保持。三,听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们真要走上与国民党合作的路子,我主张只能以整个国民党为对象,决不参加他们派系的角逐,以避免无谓的纠纷。”他把自己的这个“三原则”概括为三句话: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角逐。曾琦考虑了一下,表示自己完全同意这三点。

  当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左舜生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他认为,蒋除了以前和共产党人交过手以外,与另一个党派的人见面,他也许是较早的一人。蒋小病初愈,和他谈话并不多,临别时,蒋似乎意犹未尽,恳切表示,希望保持通信。他回到上海后,曾琦问起他对蒋的印象,他说:“蒋先生病后精神已很好,他正以全神贯注在国家的大问题,无疑是当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山居的生活简单朴素,待人很亲切,看不出有什么难于接近的架子。”

  等到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把各党派领袖、各界社会名流都网罗到了“国民参政会”当中,曾琦、左舜生、李璜等青年党的头面人物都在其中,终于有了书生问政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对待青年党之类的在野党派。大致上是拉拢上层人物,打压基层党员的活动,不让在野党派在地方上有政治发展的空间。李璜气愤地说:“国民党为什么可以在地方上活动,而青年党则不可,这岂不是只许国民党放火,不许青年党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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