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内轻外重的边防形势，为安禄山叛军乘虚而入创造了条件。天宝初年全国边兵除安禄山三镇外，另有六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总兵力二十九万三千人。十年后，有所增加，但数字不详。但这些兵马都分散布置在今内蒙古、甘肃、新疆、四川、云南、广东等地，路途遥远。一旦发生内乱，能够迅速投入平叛的部队几乎没有。中央和内地控制的兵力仅八万多人，尤其像两都的禁卫军都是长期不经战阵的部队，徒存虚名而已。在安禄山直指洛阳、长安的进军途中，朝廷能够抵御叛军的正规部队完全没有。后来调集的抵御部队都是临时招募的新兵，皆不堪一击。再加上杨国忠因裙带关系爬上高位，众心不服，政局黑暗，更为安禄山作乱提供了借口，可谓“师出有名”了。
盛世变奏，张九龄被罢相
唐玄宗早期做皇子时，以其过人的胆识清除了亲武则天的朝廷内阁，使天下从武系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手中，为延续李唐天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唐玄宗即皇帝位以来，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宋璟执法严厉，张嘉贞重视吏治，张说善于写文章，李元纮与杜暹能够节俭治国，韩休与张九龄个性直率。这些唐玄宗任命的朝廷内阁总理都各有所长。应该说他们治理下的国家，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各民族得到了很好的和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很正派，为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直至张九龄因个性直率而获罪罢相，朝纲才开始走下坡路。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长安年间进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罢相，为荆州长史。诗风清淡，有《曲江集》。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袭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誉为“岭南第一人”。
开元六年（713年）春，九龄被召入京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开元七年，改任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迁任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宰相张说荐九龄为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张说罢了宰相，九龄因此事改任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刺史，后改授洪州（南昌）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开元二十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
正当张九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的母亲病故，他需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根据礼制要求，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期。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任职。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时在官名后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见到玄宗，他又提出让他尽自己的孝心，还乡丁忧，等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年又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太过于正直，太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但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他人交往，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合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契丹，时叛时和，成为朝廷东北边患。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劝玄宗说：“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职务，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并不让他实际担任宰相，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孔子说过，官称和权力是不能借给别人的，因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严肃性。而且张守珪不过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用什么官职奖赏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头。
担任张守珪手下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时，由于恃勇轻进，打了大败仗，即潢水之败。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依法处斩。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引起玄宗对张九龄的老大不高兴。据说张九龄认为：“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所谓据其相貌而预言将来必反，可能是后世传说附加之辞。我们认为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恐怕主要是从抑制边功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这一点与张九龄相反，在这方面张九龄没有去讨好玄宗，当然会引起玄宗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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