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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_王新龙【完结】(4)

  为了征发赋役,加强对基层社会的严格控制,明初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图册,详细登载各地居民的丁口、产业状况、每乡每户土地的亩数及其方圆四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豪强富户隐匿土地和户口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又推行里甲制度和关津制度,以防止百姓的流移或隐匿户口。

  在文化方面,为了显示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钳制社会舆论,扼杀异己思想的萌发,朱元璋竭力加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用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打击那些不与自己合作的文人。文字狱株连蔓引,以至于后来身陷其中的不少文人、官员,其本意原是献媚、颂扬朱元璋的,却无意间触犯了忌讳,招来横祸。与此同时,朱元璋还绞尽脑汁地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对科举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作了严格的限定。他制订八股文程序,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其内容则以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议论的根据。有鉴于此,当时的读书人除了钦定的《性理大全》之外,几乎废书不观,从而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得知识界的思想趋于僵化。在这种情势下,明初的学术界显露出暮气沉沉的状况,弥漫着保守的学风和沉寂的思想。

  在军事方面,朱元璋推行卫所制度。在军事重镇设卫,次要地方设所。在全国各地设立军屯,军户屯粮约占全部税粮收入的一半,基本上解决了沿边军士的粮食问题。对此,朱元璋曾踌躇满志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当时,为了羽翼朝廷、巩固边防,朱元璋将其二十几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其中,驻守北方、抵御蒙古的一部分藩王被授予了军权,而另外一些监督地方的藩王,则分驻于内地各省。他虽然对藩王作了不治民事、不授封土的限制,但又规定,藩王可以自置官属;可以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还有出兵“清君侧”的特权。这就使得藩王的权势迅速膨胀,尾大不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日趋严重。朱元璋死后,由分封制种下的恶果很快便暴露无遗了。

  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上的冲突,在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人的擘划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先后成功地削、废了5个力量较小的藩王。然而,当削到拥兵10万的燕王朱棣时,“渔阳颦鼓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后者借口削藩违反祖制,以入京索诛奸臣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

  朱棣系朱元璋第四子,长期坐镇北平,节制沿边军马。他曾屡率诸将出征,颇多斩获,功勋卓著。此时,他打着“靖难”的旗号挥师南下,经过4年的内战,终于攻克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或谓阖宫自焚;或云自火逃逸、下落不明;或传出亡为僧,流落云南,难以论定)。朱棣即位,建元永乐,史称明成祖。

  即位后的明成祖,为了剪除藩王对中央皇权的潜在威胁,继续推行了削藩政策。他通过削、废、徙等途径,限制藩王势力的发展,将地方的军政大权再度集中到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调整了中央机构,正式设立内阁,从而奠定了有明一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他又重用司礼监宦官,给予宦官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和刺探官民隐事等特权。除了恢复洪武年间一度废止的诏狱外,还增设了东厂,以内监提督。锦衣卫与东厂及后来的西厂,合称“厂卫”。此后,厂卫就一直成为明代皇帝巩固皇权、进行特务恐怖统治的工具。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心,防御自北而来的蒙古军事贵族的侵扰,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改南京为陪都。在迁都前后的永乐八年(1410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之间,他曾五次亲自率兵出塞,远征漠北鞑靼、瓦剌等部割据势力,巩固了对北方的统治。明朝政府还在今东北地区设置了建州卫和奴儿干都司。其中的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对于此后东北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影响。

  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臻于极盛。其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堪称首屈一指。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多次组织和派遣使者出使东、西洋各国,以促进明朝政府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特别是从永乐二三年(1405年)起,他耗费巨资“造大船,竖高樯,选劲卒”,多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出访西洋各国,前后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郑和船队以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亚非海上交通的新格局,使得周边及海外的六十多个国家,都与明朝创建了朝贡关系。显示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它接通了东西海上交通网络,为地理大发现起了先导性的作用。

  永乐以后的洪熙、宣德二朝,仍然处于大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基本结束,明王朝的统治逐渐步入了正轨,故而有人将之比做周代的成、康时期和汉代的“文景之治”。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虽然缺乏雄才大略,但他们继承明初的成果,推行政治上的守成和经济上的休养生息,史称“守成令主”。在仁、宣时期,内阁权位迅速提高,形成为中枢的辅政机构,从而完成了从丞相到内阁制的转变。特别是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蹇义和夏元吉)和“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君臣融洽,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和经济也较为稳定,故而后人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当然,在这治平的表象之下,社会危机也在潜滋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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