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1102）二月，赵韦占依绍圣故事，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五月，罢免韩忠彦左相之职，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对其余守旧派官僚亦分别给予罢贬。赵佶甚至下诏，称“元枯诸臣各已削秩，白今无所复词，言者亦勿辄言”④。其后，又仿《唐六典》修定神宗所定官制。为了标榜“崇法熙宁”，赵佶特将供奉哲宗神位的景灵西宫宝庆殿更名为重光殿。在曾布为相期间，守旧派官僚或罢或贬，势力大为削弱。
元符三年曾被向太后罢贬的蔡京，后数次为台谏官以与宦官交相弹劾，直贬为提举洞霄宫，闲居杭州（今属浙江）。在杭州，他结交了在此访求珍奇书画的明金局供奉官、宫中大宦官童贯。此后一连数月，不分白天黑夜，蔡京始终陪伴童贯尽兴游玩，关系甚为密切。蔡京所画屏障、书画等物，均经童贯之手送入宫中，童贯还常附上吹棒蔡京之言论交给宋帝赵佶。赵佶酷爱书画，见蔡京所绘及童贯所奏，不禁好感于蔡京。崇宁元年，遂徙蔡京为知大名府。适逢宰相韩忠彦与曾布积怨日甚，韩忠彦欲借助蔡京之力，壮大自己权势，以排挤曾布，遂引荐蔡京入朝，复用为翰林学士承旨。赵佶为崇法熙宁新法，有意修订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蔡京党徒、起居舍人邓询武早就向赵佶建议，“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得知赵佶意图后，他又进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作《爱莫助之图》，进献赵佶。其图如《史记》年表，旁列七行，分为左右，左日元丰，右日元韦占，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行。左侧所列为能助绍述者，执政中唯列尚书右丞温益一人，其余官员姓名也不过三四人而已。右侧则列举在朝的辅相、公卿、各职事官，无一遗漏，多达百余人。此图意在显示朝中虽有百官，而能辅佐宋帝继述熙宁新法者却寥寥无几。赵佶将此图交付曾布，却揭去图中左侧所列的一个姓名。曾布见图，向赵佶询问所揭何人？赵佶答道：“蔡京也。询武谓非相比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⑤曾布深知赵佶的用意，尽力迥避，推辞道：“询武既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⑥推辞不敢接受。以国朝次日，赵佶又将《爱莫助之图》交给温益，温益欣然接受，遂借图发挥，以国朝宰相非蔡京不可，而对不赞成者，则指责为异论，并请求记录异论者。尽管温益的言行为世人所厌恶，然而早有此意的赵佶仍执意重用蔡京，使之辅佐帝业，复行新法。是年五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韩忠彦最终被曾布排挤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任知大名府。蔡京随即被擢升为尚书左丞。邓洵武改充中书舍人。
重返朝廷后，蔡京并不满足于获得的官位，又欲登居宰相之位。他与独居相位的曾布在政见上多相左，遂寻机将他排挤出朝。曾布为巩固和确保自己的相位，发展个人势力，拟定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曾布之婿陈迪为陈佑甫之子，故二人是为亲家。蔡京以为时机到手，此议方提出，他立即上奏宋帝，冠以徇私之罪，且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⑦曾布当廷与蔡京争辩。两人争吵不休，曾布恼羞成怒，嗓音不觉提高了许多。在两旁的蔡京党徒温益见状，顿时呵叱道：“曾布，君前安得失礼！”⑧赵佶对曾布亦大为不悦，即废罢了他提出以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的请求。随后，御史台谏官又对曾布于朝廷上目无君主的无礼举止群起而攻之，以其任用亲信，培植党羽相弹劾。在蔡京及其党徒的攻击和排挤之下，曾布终被罢免宰相之职，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知润州。一月之后，蔡京即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凭借手中权柄，大力任用和培植党羽。为其效力的邓询武官至吏部尚书，温益改授中书侍郎。他仿熙宁新法时所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于都省（尚书省）设置讲议司，自己任提举讲议司，主持所谓变法之事。又以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10余人为僚属，凡属重大的政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一项设置3人主管，负责本项政务的政策制定及实施等事务。同以前的新旧党人一样，蔡京之流亦不放过对守旧派官僚及政敌的制裁。蔡京人相逾月，赵佶下诏，严令禁止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入京师作官。随后又下诏，令中书省将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废罢新法的官僚姓名及各人的奏章，分作正、邪两大类，每类又各分正上、正中、正下和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分别记录在案。其中只有41人为正等，悉加旌擢，另有500余人为邪等，则降责有差。又定元祐占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总计120人为元枯奸党，由赵佶亲笔抄录姓名，刻石端礼门。为防止奸党串通作乱，规定受责降者不得同一州居住。此后又重定元枯及元符末奸党，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总计达309人，以司马光为首，再刻石文德殿门。蔡京又亲自抄录，令各州郡镌刻成碑，称为“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亦包括因反对拥立赵佶为帝，而被指责为“为臣不忠”的章悼，以及门下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张商英，尚书左丞陆佃等10名与蔡京政见相左的变法派。凡被列入党籍者，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边远地区，轻者则谪贬或闲居，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经过此番清党，“元韦占群臣贬窜死徙略尽”，可是蔡京“犹未惬意”，又“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⑨。赵佶也为此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⑩甚至对已进士及第者，凡为元韦占上书属正等者，升入甲等；属邪等者，则一律取消进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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