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爆发与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有关。如与青城县一带的水神崇拜有密切关联，起义领袖之一的李顺曾主持了灌口二郎神的祠祀活动，《皇朝事实类苑》卷二三《官政治绩·程文简》条载，程琳知益州时，曾取缔此类迷信活动，谓“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曾在起义前宣传：李顺是蜀王孟昶的遗孤，蜀国为宋军灭亡时，摩诃池边有一锦箱，里面锦衾中裹一婴儿，有纸片书“国中义士为我养之”。知道其出于宫中，遂将李顺养育成人。王小波之所以选择李顺来冒称蜀王之遗孤，很可能因为李顺是灌口神祠祭祀活动的领袖之一，宣传其起义也有恢复大蜀政权的合法背景。《老学庵笔记》卷五说，“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陆游在成都为官，离此次起义已隔一百八十多年，而这堵壁画还保留着，说明李顺在四川民间信仰中仍有相当威望。总之，民间宗教信仰也是这次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农民“均贫富”的口号1949年之后，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研究不断升温，不少论着在评述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对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给予极大的关注，往往将其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一个里程碑来加以肯定和宣扬，认为这个带有农民革命纲领性的口号，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对推动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功绩。然而，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个口号表示怀疑。
起义初始，王小波就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话真说到农民心里去了，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土地财富的强烈愿望，得到贫苦福斯的广泛响应，以致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壮大。不久，起义军又攻下眉州彭山县，把曾受皇帝亲诏嘉奖的“清白强干”的县令齐元振抓了起来，处以死刑，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家的钱财，表达了农民对这类贪官污吏的蔑视，主要是将其所搜括的大批财物散发给贫民，剥下了贪官“清白”的画皮，也进行了一次“均贫富”的实践。
王小波牺牲后，李顺为王，也努力贯彻此“均贫富”口号，对此实行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据《梦溪笔谈》诸书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李顺就悉召当地乡里的富人大姓，令其如实报上家里的所有财产和粮食，扣除其家人所用之外，其余全部调发，大赈贫乏民众。对不肯听命的官僚地主，就发动百姓揭发，指引豪家老财的收藏地窖，将其中隐藏的财物挖出来。经过激烈斗争，地主家的“屋宇”、“车马”、“财货”、“粮食”之类，大都分配给群众。查考起义军的事迹，似乎此口号曾为这次农民起义的革命纲领。
1985年，顾吉辰先生对此口号的存在表示怀疑，提出一系列论据。
首先，宋人对此口号的有关记载，最早是北宋神宗时期曾巩的《隆平集》、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和徽宗政和间李攸的《宋朝事实》，然后是南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賓士迹统类》、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最后是元末脱脱的《宋史·樊知古传》和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北宋曾巩、王辟之主要活动于神宗时期，相去此次起义至少也有六七十年。其他诸人在南宋及之后，离起义相远二三百年以上。然而从记载的文字和内容上看，几乎相同，毫无新见，显然是互相转抄的结果。
其次，查检北宋太宗时人们修撰的载有与此次起义有关内容的官私书册，均不见此口号。如《宋会要辑稿·兵，刑法》、《宋太宗实录》卷七七、《宋大诏令集》卷二，还有太宗淳化五年知成都府事张咏的《乖崖先生文集》、《乖崖集存卷》，及其他有关淳化五年前后的实录、诏书、文集、碑铭……都找不到王小波的这个口号。乃至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诸朝人在记载此次起义时，也同样不载这口号。如宋祁《景文集》卷六二，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一，韩琦《安阳集》卷五，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一四，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吕陶《净德集》卷二四，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卷八九，苏辙《栾城集》卷三六，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曾巩《元丰类稿》卷四七，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还有《玉壶清话》、《湘山野录》、《东轩笔录》等，都不见有此口号的记载。另外，两宋之交和南宋时期一些人的著述中，在提到此次起义及相关人物时，同样没有这口号的记载。
再看上述记载此口号诸书籍的渊源关系。南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賓士迹统类》、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三书文字主要录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然而查阅李焘《长编》的有关章节，却根本找不到此口号的记载，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三书有擅增之嫌了。《长编》记录史事恪守“宁失之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其取材之广博无须赘言，它不载此口号，说明当时应该没有此事，因为李焘不会疏忽到这个程度。可见是由于杨氏的擅增，而彭、陈二书照抄，而出现三书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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