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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王朝_王新龙【完结】(311)

  欧阳修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有何贡献欧阳修在从政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在史学、文学两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

  宋朝自创建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文章体式仍旧延续着五代时的风气。这种五代余习的显著特点就是:精雕细刻,讲究对仗、对偶,文风绮靡不振。受这种风气影响,士子们做出来的文章都词气卑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有心改变这种风气来振作士气,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奉召知贡举,当时的士子们依旧崇尚五代这种险怪奇涩的文章,并把这种文章风格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对这种文风坚决予以痛斥和压制,凡是做“太学体”这种文章的士子,都被罢黜。事后,先前那些气焰嚣张的轻薄之徒在欧阳修出来的时候,围住欧阳修的马头聚众闹事,结果就连街上巡逻的吏卒也无法平息这种骚乱。尽管如此,“太学体”还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来的文风由此发生了改变。

  欧阳修在随(今湖北随县)游览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本唐韩愈的遗稿,读了之后对韩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钻研韩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韩愈,取得和韩愈古文运动一样伟大的成就。欧阳修写出来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简合度的风格。他使用的语言简练明朗,平实而又畅达,在援引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能传达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这种成就是别人难以达到的,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

  欧阳修还对史学有浓厚兴趣。史书载,凡是周代、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他都有所收集。他经常钻研它们,把成果和心得写在《集古录》一书中。此外,在做翰林学士时,欧阳修还奉诏撰写《唐书》,他执笔《唐书》的纪、志表等部分,并且还写了《五代史记》一书。他写的史书具有“法严词约”,与《春秋》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

  苏轼对欧阳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谈到了欧阳修在史学、文学两方面的成就,他说道:“欧阳修在谈论大道这方面就像韩愈,在论事方面就像陆贽,记事方面如同汉代司马迁,而他做的诗赋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有何政绩与才能蔡襄(1012~1067),字君谟,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举进士后,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范仲淹被贬后,余靖上疏营救,尹洙请求有司将他与范仲淹一同贬往外地,欧阳修也写信责怪当时的司谏高若讷,说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三人因此都被贬。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贤一不肖诗》,京都的人士都争相传写,卖书的人把这首诗拿到集市上去卖,还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当时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这个使者也买了这首诗并带回了契丹,把诗陈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馆里。

  蔡襄博学多才,他的书法是当时第一,宋仁宗特别喜欢他的字,曾经让蔡襄写过他自己作的《元舅陇西王碑》一文。后来,仁宗还诏令蔡襄写《温成后父碑》,蔡襄认为这是越职,没有奉诏。

  蔡襄书法第一,人品也为人称道。《四贤一不肖诗》已表现出他正直敢言的一面,他对朋友也是讲究信义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会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与朋友们在会灵东园饮酒,有一个人不小心射出箭来并误伤了人,这个人慌乱中指出是蔡襄所射。过几天,皇帝问蔡襄是否有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终不曾为自己辩解一句。

  蔡襄为政期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自提拔了余靖、欧阳修及王素等人为谏官,这三人同时荐举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谏院。当时国内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灾异现象出现,蔡襄上疏说:“灾害的到来,都是因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数年以来,这种天戒屡屡到来。推究这种灾害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处在于号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泽没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们的缺失之处却在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和谋略来矫正时弊,也未能尽到自己作为臣子的忠诚和职责。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却不能矫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陛下处理事情宽仁而不能决断,大臣们明哲保身而不能斥离佞臣,这些都是臣子们的罪过。”这个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惧,蔡襄因而被召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一职。

  在此期间,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树,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带兵卒发生动乱,事后这些兵卒推出十几个懦弱胆小的人出来算作首恶,并把这十几个人杀了来求朝廷招抚。蔡襄提议道:“天下有兵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断这样的命令,一定会成为兵卒们骄傲轻慢以至形成暴乱的祸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杀官吏,关闭了城门,不去讨伐他们,反而还要招安他们,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吗?我恳求朝廷把这些兵卒召进城中,全部杀掉。”朝廷听从了蔡襄的建议。

  蔡襄任知制诰一职的时候,三御史提议梁适应当罢官,蔡襄不同意。此后,每当有司部门在授予官职时有不恰当的地方,蔡襄都不写诏书。因此,皇帝对他更加礼遇,赐他母亲凤冠霞帔,又亲笔写下“君谟”二字派人给他送去表示恩宠,迁蔡襄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于吏事,谈笑之间就能明断是非,揭发奸邪隐秘之事,所以官吏们都不敢对他有任何欺瞒。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后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英宗时拜为端明殿学士。卒后朝廷赠吏部侍郎一职。因为有这些功绩,所以史臣评价说,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贤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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