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秦桧南归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很像一个金国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人们也确实拿不出一条确凿的证据来加以证实。秦桧死后的一百余年间，人们对他十分痛恨，对他的南归，尤其是“全家得还”，觉得甚为可疑，但依然无一人能够提供出确凿的史料来证明秦桧就是金人纵归的奸细。若没有更新的史料发现，这个谜难以解开。
第六章
权臣韩侂胄的为人南宋权臣韩侂胄，在宋宁宗时期主持了两件大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或者说如何评价韩侂胄这个人，自南宋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至今史学家们的分歧还是很大。因为这问题确实令人费解。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臣韩琦曾孙，父亲韩诚娶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阎门事。光宗以疾不执父丧，中外舆论汹汹，赵汝愚议定策立太子。因韩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关系，赵汝愚遂请韩侂胄助一臂之力。韩便通过熟人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
扭转国事危机，韩与赵谈及论功请封之事，自以为起码能得个节度使之类的封疆大臣的职位。不料，赵汝愚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于是韩只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韩感到非常失望，遂与赵汝愚有隙。而宁宗皇后韩氏，又是韩侂胄的侄孙女，韩一身兼两重国戚，更持有定国策立新君之功，在朝中的权力渐增。宁宗年轻幼稚，对这位国丈爷也就很迁就，韩逐渐在朝中培植党羽，主要是安插亲信于台谏。
朱熹奏劾其奸，韩怒而使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使宁宗感到迂阔好笑，将朱熹罢职奉祠，贬出政坛。吏部侍郎彭龟年请留朱熹而逐侂胄，被出为地方官，而韩进保宁军承宣使。赵汝愚为相，两人貌合神离，怨仇益深。韩与言官谋，奏劾汝愚谋危社稷，以宗室居相位，将不利国家。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员见状，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罢相不当，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学生也联名上书，指斥言官枉害大臣，尽遭流放，人称“庆元六君子”。
韩侂胄拜保宁军节度使，其党羽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搜罗朝野，将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龟年等一批官员，统统列入“伪学逆党”的名籍中，网尽有关名士，共59人，一并坐罪，或贬黜，或流放，兴“庆元党禁”。后赵汝愚暴卒于贬地，朱熹在福建故土离世。而韩侂胄拜少傅，迁少师，封平原郡王，进太傅、太师，一路飙升，成为权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韩，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遂解伪学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职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后复秩还政，一大批健在者复官自便。
开禧元年（1205），韩除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纳其第，权倾朝野。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其间，罗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叶适等，起废显用辛弃疾等抗战派官员。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
开禧二年四月，拉开北伐战幕，兴兵分东、中、西三路攻金。初战泗州小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中路先败，东路又遭宿州之役惨败，而西路副帅吴曦叛变投敌，为忠义之士所杀，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人将韩骗至玉津园杀害，函首送金廷乞和，终签嘉定和议。
韩侂胄死后，人们多以奸臣论之，尤其是以理学为宗的士人们。如在宋人笔记中，其事迹也大多以讥嘲、贬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韩曾褒岳（飞）贬秦（桧），然而岳飞的孙子岳珂，却在其笔记《程史》中讽刺韩侂胄兄弟，鞭挞其权倾一时，已有“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之迹象。元初《宋史·韩侂胄传》，极为鄙夷他的为人和任政，说他如何权欲熏心，从一得势就“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常常背着皇上，私下处理政务，却又谎称御笔批出。言路皆安排亲党，残酷打击异己，迫害道学。为巩固地位和盗取功名，不自量力，轻率北伐。最后战事惨败，祸国殃民而自取其戮。这一观点遂为正统史家所沿袭。
不过，也有为韩抱屈者。南宋末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首先提出异议，说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许多有关韩的丑事恶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闻，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可见有些史载也不可轻信。近代史学家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也认为：韩侂胄“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如“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韩侂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也就是评价韩侂胄为臣为人的关键所在。恰恰在这两件事上，人们也各执己见，或截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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