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路的行程中，马英林学长和他的夫人尹洁英大姐一直陪在左右照顾我。当时我有点轻微的咳嗽而且有时痰中带有血丝，每到一地，他们夫妇都安排我去看病治疗，只是马英林学长却没有要把讲座停下来的打算。碰巧我也是一个工作狂，一旦承担起一项工作，决不愿意半途而废。我觉得马英林学长对于这次讲座的安排，确实是出于弘扬中国古典诗词的愿望，这也正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我当然也就不辞劳苦了。现在，这一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早已编辑成书，书名是《唐宋词十七讲》。最初由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后来又被河北教育出版社收进了我的《迦陵文集》。马英林学长对我讲课的能力的信心，以及他办事的热诚和魄力，他对于工作不辞劳苦、无私忘我的精神一直使我深受感动。
《唐宋词十七讲》的最后成书，要感谢那些为我整理讲稿的各位朋友，那就是北京的李宏先生，沈阳的李俊山和王春雨先生，还有大连的张高宽先生。我的一位从中学到大学多年的同学好友刘在昭学长对全部讲稿做了最后的通审。虽然我对各位友人心怀感谢之心，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仍然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我的女儿给了我相当的鼓励。因为我去探望女儿一家时，随身带了一部分正在审阅中的讲稿，当时他们家中住着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见到这些讲稿就借去看。我原来以为她是一个学理工的学生，对唐宋词不一定感兴趣，谁知她真的看进去了，还介绍给另外一些中国留学生看。到我临走的前一夜，她们竟然看了一个通宵。本来我女儿家也有我写的几本关于诗词的书，可是她说：那些书写得文白相杂，过于理论化，除非是专门研究古典诗词的人，一般读者没有很大兴趣；可是这些讲座面对的是普通的听众，用的都是口语，解说得也比较生动，这本书印出来以后，肯定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我女儿的这些见解，无疑使我对于《唐宋词十七讲》的出版增加了信心。
我之所以不自量力，不辞辛苦，承担唐宋词系列讲座这一繁重的任务，除了我对古典诗歌的一份深厚的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1979年我开始回国教书以来，我的内心逐渐产生了一种要对古典诗歌尽到传承责任的使命感。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这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到我的头上；但是杜甫说过“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似乎也正是有这样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就像我自己的诗中所写的“构厦多才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正是由于我有这样一份真诚的感情，使得我不仅接受了这次讲座的邀请，而且在讲授时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一些关怀我的友人，听过我的讲课后，常常劝告我不要讲得声音太大，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只要一讲起来，就会不自觉地投入到古典诗词的境界之中，把朋友的叮嘱全忘了。如果看看我那时讲课的录像，就会发现我在讲课中常常有轻微的咳嗽，可是我讲课的语调却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的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第八章 良师益友
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幸结识了许多老师和朋友，他们是我人生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影响我后半生的前辈——李霁野先生
李霁野先生是属于我师长一代的前辈学人。1941年我考入北平的辅仁大学时，李霁野先生正在辅仁大学西语系教书。我虽然早就读过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等小说，但从来也没想到要去拜望这一位前辈教授，直到1948年春天我因结婚离开北平时，与李霁野先生也没有见过面。而谁料到相隔三十年后，李霁野先生竟然成了影响我后半生教学生涯的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李霁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一位好友，1948年当我到台湾后，顾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让我去看望李霁野先生。我是1949年3月才有机会到台湾大学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这次与李霁野先生见面以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离开台湾返回了大陆。等到我再次见到李先生，已经是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的事情了，那时距离我于1949年在台大与李霁野先生初见，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
自从我1969年定居加拿大，为全家生计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不得不担任了一班必须用英语教学的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程。每当我必须用我笨拙的英语来解说我所深爱的那些中国诗词时，就感到极大的痛苦。那时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连给大陆亲友通一封信都不敢，当然更不敢奢望回国去教书了。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了邦交，我立即就申请回国探亲。1974年获得批准，我才在去国离家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重返故乡，与祖国和家人建立了联系。“文革”结束后，我在1978年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1979年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大教书。就在这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李霁野先生“文革”后复出，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当时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从台北一别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告知了我已被国家批准回国教书的事。李霁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北大还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开在“文革”的冲击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希望我去南开教书。李霁野先生是我的师长一辈，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李霁野先生的邀请。于是就在结束了北大的课程以后，来到了南开。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专家楼，就安排我住进了天津饭店。我原来打算安顿一下第二天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第二天一早南开就告诉我李霁野先生马上就要来看我了。那年李霁野先生已是七十五岁高龄，比起三十年前我们台北初见时当然显得苍老了许多，但仍然精神矍铄、热情依旧，一见面就问我的生活情况，对我在南开的讲课时间与往返交通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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