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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_张候萍【完结】(109)

  六、关于唐宋词系列讲座

  1987年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是当时的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马英林学长促成的。可以说没有马英林学长对我的敦促和鼓励,就没有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的产生。

  1986年这一年我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4月,主要是为了去四川大学跟缪钺先生商讨我们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一书的定稿及出版的事。路过北京时,我的同门学姐杨敏如教授邀请我到北师大讲了一次五代北宋令词的欣赏,马英林学长也不辞劳苦地跑来听讲。听完我的课马英林学长说:“讲得太好了!可是只给这两三只小猫讲太可惜,我要给你办一个大规模的讲座,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讲课。”起初马英林学长提出让我在10月份辅仁大学校友会聚会时给校友讲一次,我想作为校友,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就答应了。第二次回国是在8月份,因为我在8月以后向U.B.C.大学申请了一年的休假,事先已答应了到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及湘潭大学等几所大学去讲学。我到了北京以后,又有中华诗词学会的周一萍先生来访,邀请我参加9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华诗词学会的座谈会,也提出要我在会上作一次讲演。说来还有个笑话,原来我4月间在四川大学访问时,有一天川大外事处通知我北京有一位周先生来访。这位周一萍先生是国防科工委的,那天来时好像还带着一个卫士。我们并不认识,我请他坐下以后就去泡茶,等我泡好茶他就问,叶先生呢?我说我就是。原来他把我当成叶先生的夫人了。那时因为我讲学的日程已经排定,很难再做安排,就让诗词学会与辅大校友会联系,或许可以把这两次讲演合为一次。

  80年代中与辅仁校友王光美(右二)、刘乃和(左二)等人,右一为叶嘉莹

  随后我就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讲课,9月底又赶回天津南开大学讲课,10月上旬我利用一个周末到北京参加了辅仁大学校友聚会。因为时间太紧,这一次没有安排讲演。马英林学长说那就等春节假期回北京时多讲几次吧。我说可以讲四至五次,但不能再多。后来又有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加入了这一讲座的筹办工作。马英林学长与我联系,跟我说想把这个讲座搞成系列,对唐五代及两宋词作一个系统介绍,要借用国家教委大礼堂做讲演场地,还要向各报纸发消息。一开始我不同意搞成这样的规模:一是我担心自己的学识能力不足;二是担心时间上也不好安排;三是因为我从小接受过“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古训,不喜欢过分的铺排。但是马英林学长是一个坚强执著的人,对古典诗词特别热爱,他以中文系前辈校友的关系,多次以弘扬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我答应。就是这一点共同的理想和爱好,我最后被他说服答应了下来。于是我本来答应给校友会作的一次讲演,就逐渐扩大成了四个单位参加主办的系列讲座。

  1987年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时,接受各报刊记者访问

  1987年2月3日,阴历正月初六,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正式开始,由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个单位联合主办。基本上隔一天一讲,一共讲了十次,每次大约三个小时,一直到2月下旬结束。讲座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听,还有一些记者来采访。听众包含了社会上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士,上至六七十岁的老诗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我当年在辅仁大学的一些老校友史树青学长、刘乃和学长、刘在昭学长也都来了。这中间还有我40年代在北平教过的学生,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带着我当年给她们纪念册上写的留言来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动荡,学生们把我的留言一直保留到现在,说来真是让我感动。但是这一次讲座只讲到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南宋的词人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没有讲到。

  后来辅仁大学沈阳校友会的赵钟玉学长又请我去沈阳接着讲南宋词。本来我这一年休假回国讲学的活动早已经排定,南开的讲学结束后,我还要去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和兰州大学讲学,实在无法安排。可是赵钟玉学长锲而不舍,先后五次专程来京、津两地邀请我,最后又请马英林学长一起来劝我。他们主张一定要把南宋词讲完,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我再一次被他们说服,不得不分别写信给湘潭大学和兰州大学,请求他们的谅解,把原订的讲课取消。6月下旬我结束了四川大学的讲学以后,从成都直接飞沈阳继续讲南宋词。

  可是一到沈阳,我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大难题:我来沈的目的是为了续讲南宋词,可是沈阳的听众已经不是北京的那些听众了,而且南宋词又一向以深晦著称,如果对全无准备的听众,一开始就讲述这些深晦的南宋词,恐怕他们难以接受。还得从五代北宋词讲起。可是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已经讲过,所以在取舍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同时又有编辑北京讲座录像的许宪同志从北京带着录像来让我审查。于是我开始了接连不断的紧张工作:每天上午早饭后就开始审查录像,直到中午;吃过午饭后,下午又去讲课;晚饭后又开始审查录像,常常到晚上十点半才停止。此外我还要利用这些紧张工作的空隙,例如在餐厅等候饭菜的时候或者在晚上睡觉之前,抓紧时间审读已整理出来的北京讲座的录音稿。在沈阳讲学期间,又有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的饶浩学长坚持邀请我去大连给他们讲。当时我所讲的南宋词,还有最后一家王沂孙未讲,于是又在7月初转往大连接着讲了王沂孙的咏物词。而大连又是另一批新的听众,王沂孙又是一向以晦涩著称最难讲的一位作者,这种情况确实给我增加了不少困难。为了使听众比较容易接受,我不得不对咏物词的渊源又作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唐宋词十七讲》的讲稿中王沂孙所占的篇幅最多的缘故。就这样,1987年这一年,在以马英林学长为首的几位热心的辅仁校友的安排下,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在北京、沈阳、大连三地断续完成了。我在大连除讲课外,还要同时审查在北京、沈阳两地讲课的录像,更要继续审查北京、沈阳、大连三地陆续整理出来的讲稿,因此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这些整理出来的讲稿,就是《唐宋词十七讲》最初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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