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因为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一般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回来。好在U.B.C.大学的暑假放得早，4月初我就可以回来，教课到6月中旬或7月初，至少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留在南开。除此以外，U.B.C.大学还规定每隔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代价是休假的一年只能有60％的薪金。我曾在1981年到1982年及1986年到1987年间，申请过两次各一年的休假，1981年暑假后我在南开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1986年9月到1987年4月我在南开又教了半年多的课。
但是那时我没有固定在南开，我教了很多地方：西南是成都、昆明，东北是哈尔滨、沈阳、大连，中间是北京、天津，东南是南京、上海，西北是兰州、乌鲁木齐。而且每一个地方还不只是一个学校：北京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有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乌鲁木齐有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等。
1989年，我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请去短期讲学。我从1969年离开台湾到了加拿大U.B.C.大学以后，本来一直跟台湾保持联系。我在台湾的一些学生常常跟我要稿子，我写的一些论文也常常在台湾的刊物上发表。但自从1974年我回到大陆探亲旅游，写了那首《祖国行》的长诗以后，台湾就认为我是“附匪”了——不仅跑到大陆，还说了很多赞美的话。当时台湾的《联合报》用了半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叶嘉莹你在哪里》。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许多台湾的杂志都不敢跟我要稿子了，像《文学杂志》这个刊物，过去经常刊登我的稿子，这一期也已经印出来了，但是接到官方通知，把我的稿子抽出去了。从那以后，我的文章不准在台湾发表，台湾的任何学术会议也不敢请我参加了。所以自1979年以后，将近十年我都没有回过台湾，我只能通过从台湾到海外留学的学生跟台湾的师友通一些消息。
1987年母国光校长（右二）为叶嘉莹庆祝生日，中立者为叶嘉莹，左侧为陈省身夫妇，右一为滕维藻校长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公告，台湾持续三十八年的戒严令解除。台湾忽然间开放了，有很多从前不允许回台湾的人都可以回去了，而且台湾人也可以到大陆寻亲访友、旅游观光了。台湾一开放，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第一个邀请我回去讲学。其实我在1969年离开台湾时，新竹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院还没有成立，所以我没有在新竹清华大学教过书。1980年新竹清华大学才成立了中文系，1982年又成立了外国语文学系，到1984年又成立了经济系，而且中文系、外文系合起来组建了人文社会学院。当时新竹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万益、中文系系主任吕正惠都是当年我在台湾大学教过的学生。1989年这一次我回到台湾，虽然发动请我回去的是新竹清华大学，可是后来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都参加了。我就订了一系列讲演题目，从新竹到台北一路讲下来。因为我从前在台湾教了很多年书，除了台大、淡江、辅仁这三所大学，我还在广播电台讲大学国文、在电视台讲古典诗词，所以台湾知道我的人很多。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我的音讯，忽然间回来了，台湾当地的很多报纸都发了消息。所以我在新竹清华大学讲演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大的礼堂，大约能够容纳1500人。不仅是新竹，还有台中、台北各地方的人都跑来了，把这么大的礼堂都坐满了。这么热烈的场面，真的让我很感动，当时台湾的媒体也都做了报道。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我从U.B.C.大学退休，新竹清华大学又请我到台湾客座讲学一整年。所以那两年我就没有回到大陆来。
五、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与蔡章阁先生
1990年我从U.B.C.大学退休以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先后都表示愿意请我去教书。特别是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曾经请当时负责接待我的史梅女士问我是否愿意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去教书。最后我还是决定留在南开大学了。那是因为一则天津离北京比较近，当时我北京的老家还有不少亲人，京津之间来往比较方便；再则也因为当我1979年初来南开讲学时，在李霁野先生对我的热心关照下，南开中文系的整体给了我一种亲如家人般的感受；三则也因为我曾问过安易（我的学生，对我很好，后来成为我的秘书）是否愿意跟随我，她听说我要回国教书了就给我写信说：“叶先生你如果在天津，我一定愿意跟随你，但是如果在外地，我就不能跟随你，因为我的老母亲跟我在一起需要照顾，我不能离开天津。”有此种种原因，所以我就决定到南开来了。
199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接受证书
1991年我当选了加拿大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Canada）院士。皇家学会本是英国学术界的最高组织，而以前温哥华市是英属地，所以我任教的大学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而原来的英国皇家学会也就被称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了。那一年我正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客座讲学一年，并在台大、淡江和辅仁三所大学兼课。寒假中南开大学邀我来天津，由前一任校长滕维藻和当时的校长母国光两位先生共同主持，为我获得了加拿大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在东方艺术系的讲演厅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南开大学当时外事处的庞颂丰处长，通过我侄子叶言材与我商议，希望我在南开大学成立一个研究所，由我出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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