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杰之死引起的反应，就很典型。从国家利益角度看，这是影响全局的严重事件，史可法至以“睢州大变”[12]相称。然而，消息南来，那些与高杰素有龃龉的大帅，非但不以为忧患，反倒额手相庆，以为“上天默除大患”。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三镇，联名合疏：“高杰从无寸功，骄横淫杀……”[13]他们想到的，全是私人恩怨。史可法奏请高杰之子嗣帅位，以稳军心，结果一片哗然。盖因高杰一死，诸帅全都暗打算盘，亟待瓜分其旧部、争抢扬州这片肥肉。当初，高杰恃强，得以扬州为驻地，他这一死，曾与之争扬州而失利的黄得功，立刻乘虚而入：得功复争扬州，欲尽杀杰妻子以复前仇，可法急遣曲从直解之。[14]
黄不嫌途远，引兵趋扬，谋夺城池外，还想袭击留在扬州未随军北进的“杰家并将士妻子”，“城中大惧”。史可法闻讯，派同知曲从直速往制止，朝廷也急遣内监卢九德“谕止”。为平息事态，朝廷连发二旨：“谕史可法：卿已归扬，解谕黄得功等各归汛地，何必与寡妇孤儿争构。”“大臣先国而后私恨。得功若向扬州，致高营兵将弃汛地东顾，设敌乘隙渡河，罪将谁任？着诸藩各恪守臣节，不得任意。”[15]
一边，是“睢州大变”的沉重判断；一边，却是几位大帅联手欺负孤儿寡母。第二道谕旨指出的“致高营兵将弃汛地东顾”，尤能显示各镇的自私。诸军唯高杰北上，而当重挫之际，却要被人背后捅刀，忧虑后方妻、子的安危。诸镇为夺利而擅离汛地，已属可鄙，更何况极可能致高杰所部将士因后顾之忧丢弃阵地南回，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亲者痛、仇者快，史可法“有甚于戕我君父，覆我家邦者”[16]的批评毫不为过。
六
然而，对高杰殒命的欢呼庆贺、落井下石和偷鸡摸狗，尚非最荒唐的一幕。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三月二十五日，左良玉举兵反自武昌。左兵之反，头绪甚多，历数之起码有这几条：一、为“北来太子”（王之明）打抱不平；二、党争，或曰对近几个月南京阮大铖等人紧锣密鼓报复、迫害东林—复社人士的反弹；三、躲避被清军赶至南方的李自成军；四、严重缺饷，找个理由就食下游；五、部队失去控制，左帅一定程度为部将挟持（其部下多出身绿林），身不由己；六、有人居间煽动和利用，这主要指黄澍所起的作用，他与马士英誓不两立……
黑白交错，似清还浊。其中，左良玉同情东林、马阮搞政治迫害、左军在军饷上受到克扣，都是事实，就此，起事未为无理，乃至有一定“正义性”，《桃花扇》便持这看法。同时，的确不能排除假借仁义、暗行褊私的因素，至少从实际效果看，是主观上不顾大局、客观上为虎（满清）作伥，左良玉对此实难辞咎。
我曾以为，清军是看见左良玉兵变，视为天赐良机而大举南侵。两件事咬合很紧，易让人误为有因果关系。但细辨时间顺序，发现仅为巧合。清廷征明的决策先此一个月，实际行动也略早于左良玉举兵日期。豫王入归德为三月二十二日，三天之后，左良玉方举兵武昌。
不过，尽管事件各自发生，清军并非因钻空子采取行动，可实际产生作用仍是对明朝构成夹击。北面连失重镇，西边狼烟弥漫，南京顾此失彼。何况叛军又非等闲，其为明军之巨无霸，规模差不多可顶四镇总和。高杰所部刚刚瘫痪，左兵又闹分裂，两月之内明朝次第失其排名一、二的劲旅，且又与满清南下同时。
这也是我国史上另一屡见情形：恰当外遇强敌之时，内部纷争如火，几乎就像主动配合。所以，每每要以“攘外”、“安内”为题做文章，从中抉择。这当中，汉奸、卖国都非骂不可，诸如“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攘外必先安内”一类奇谈怪论，一定要唾弃。然而，骂与唾弃并不能消除现象，尤其是现象的原因。对中国来说，最好是不再发生这种情形，像很多国家一样，一旦有事，上下内外立即团结，一切嫌怨涣然冰释，齐心御侮。从这层看，骂不解决问题，问题要在骂之前解决，从而做到不必骂。
中国的事情都不简单，你中有我、千绕百缠，抑或就是一潭浑水。你以为里面有原则，其实连原则本身都已成为手中一张牌。故而在我国，讲原则、用原则性眼光看问题往往行不通，也是条基本经验。职是之故，我们的术策意识便格外发达，什么离坚白、知雄守雌、合纵连横，其中的教训都是说，原则既不可信更不能执。无有不可利用的，什么也都应该利用，切不能拘泥、认死理，比如，要善于从坏事中看见好事，从敌人中发现朋友。《爝火录》载：“太监高起潜奏左兵东下，闯贼尾其后，我兵击其前，自当指日授首，不须过虑。”[17]正是说，因左良玉的缘故，李自成现在已是可以借重的友军。
所以，左良玉叛乱，其本身对错是一码事，所引起的反应与对待，是另一码事。叛乱为虎作伥不假，然而，既不等于左氏此举只有挨骂的份儿，更不等于有关处置不藏猫腻。这是读这段史料时，笔者自感无法排解的烦扰。简言之，左良玉固然有错，可制裁他的人未必比他更好，也许反而更坏。中国的历史，陷阱实在是多，心思单纯真的极易误读误判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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