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引发“国本之争”。经大臣往复相争，万历终于在二十九年（1601）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将朱常洵等其余四子封为亲王。后来，瑞、惠、桂王均已就藩之国，唯独还把福王留在身边。这也不合祖制，照规定，亲王成年后须到封地居住，若无宣召不得来京，这既是礼法，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又经一番理论，拖延十年之久的福王之国问题，总算解决，于四十二年（1614）三月离京就藩于洛阳。但事情远不能到此为止，反而愈演愈烈，“那时太子早晚将废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成为人尽皆知的事了。”[35]之前就发生过鼓吹废太子以立福王的“妖书案”，而在福王之国翌年，又发生更具震撼性的“梃击案”——一个暴徒，悄悄潜近太子所居慈庆宫，先将守门太监一棍击倒，当冲到前殿檐下时被警卫制服，朱常洛幸免于难。此案搅得满朝大乱，揭盖子、捂盖子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以万历当众宣称对太子满意、无意以福王更换之，并强行处决暴徒及其“合谋”了事。这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故事。过了五年，万历驾崩，风波再起，连续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其间衅端一言难尽，根子上皆由万历之宠郑贵妃、福王而起。读者欲知究竟，可读温功义先生所著《三案始末》，相当经典的一本小册子，写得甚是翔实。
三案的根本，是皇帝企图摆脱束缚、使权力偏私化，和一些反对者对这一企图的顽强抵制。皇家一方，始终视为“系朕家事”，从万历到当了弘光皇帝的朱由崧，都如此理解[36]；反对者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这是以私坏公，用今天话说，究竟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他们并非要维护某一个人，比如太子朱常洛，而是认为皇帝所为也要合于法度，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简而言之，四十年来斗争的实质，是皇权独大、绝对自由抑或主张它应受限制。围绕这一分歧，形成两条阵线。一条由皇帝、皇族、太监以及部分朝臣组成，显然地，这些人或是皇权直接获益者，或是指望通过巩固、加强这种权力也从中得利者。另一条阵线则由国是为重、秉公而行、在伦理和政治层面坚持独立性的士大夫正途人物组成。
两股力量都百折不挠，其中，后者的顽强格外可以注意，所谓明末的知识分子政治的觉醒，于兹表现特别明显。皇权作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它的强大和绝对优势不言而喻，它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护自身，从万历至天启三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然与历代不同，明末知识分子政治集团的抵抗特别惨烈，就算魏忠贤大兴冤狱，实施特务恐怖，编撰并经皇帝钦批、颁布类似于“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三朝要典》，亦未能压服。非但如此，杯葛意愿愈形旺盛，并从起初仅听从良知呼唤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变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认同。到光、熹之间，准组织化的东林党隐然有形。
这段渊源，是福王不受欢迎的真正原因。李清分析：因江南数在籍臣恐福王立后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诸案，谓：“潞王立，则不惟释罪，且可邀功。”[37]
在当时南京官场，李清置身门户之外，出言持平，他以上看法应较合于实际。至少钱谦益、吕大器二人确实表现出害怕灾祸加身的心理，以“不惟释罪，且可邀功”解释他们力主迎立潞王，是说得通的。后来，监生陆濬源疏攻东林：国家祸本之酷，不在流贼，而在百官；不在今日，而在四十年前。借国本为题，沽名出色，踵发不休……夫三案者何，梃击、红丸、移宫也……乞皇上俯赐宸览，知逆案之罗织，即知计典之砌陷；知梃击之朋诬，即知红丸、移宫之颠噬。且此辈自神宗迄今且矫托王言，箝制人口，此又欺蔽朋比之大端也。[38]
他用心很恶，要勾起朱由崧的报复欲，但这段话将福王一家与东林党人之间四十年恩怨的根由，却交代得比较清楚。
八
东林党人陷入严重尴尬。他们高举“迎贤立贤”旗帜，假如朱常淓确系贤王，则对朱由崧的排斥，也好歹师出有名。不幸，二者间并无贤愚可言，不以伦序定迎立的做法，显得毫无根据。考虑到“国本之争”以来的历史，毋宁说他们等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他们当初批评万历不讲伦序，而今己之所为也是如出一辙。尽管他们可以辩解，万历出于私心，自己出于公心，但旁人却完全可以说，就事论事、从法不可废的角度看，他们选潞王、排斥福王与万历图谋改变太子地位，实质没有不同。
这一决策失误，源自两点。
其一，确有动机不纯的因素。总体上，东林党人是明末政治中的健康力量，甚至昭示了历史的变革和新生，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品质、格调彼此相当，中间亦有懦弱、卑微之人直至投机分子。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祁彪佳等，个人品性都铮铮佼佼、无可指摘；钱谦益、吕大器却不免质地不纯、杂厝斑驳。钱氏在弘光登极、马士英揽权后，竟觍颜投靠；吕大器则在排福迎潞方案破产后，赶紧献上马屁，以图自赎。而这二人，恰是当时迎立潞王的首倡者和最积极推动者，可见这一方案羼杂不纯动机实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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