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有情节，我们无法给出具体日程表，很多事情在幕后发生，史无明载，就连当时史可法和南都诸臣都蒙在鼓里。[48]《国榷》有一笔记载，5月30日（四月二十五日壬午），“史可法约南京诸大臣出议，不果。”原因不明，会不会是马士英奉迎福王正在途中，密嘱其同伙暂时回避？根据我们掌握的日期，6月1日（四月二十七日甲申），南京礼部官员前往仪真面见福王，正式呈交请他驾临南京的“百司公启”；这意味着，6月1日之前他应该正在从淮安到仪真的路上。
5月30日，史可法召集会议“未果”，仅隔一天，6月1日同样的会议却开成了，而且取得决定性成果。《圣安皇帝本纪》记道：甲申，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等，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姜曰广等，南京守备掌南司礼监务太监韩赞周等集朝内。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署礼、兵二部印，不肯下笔。吏科给事中李沾厉声言：“今日有异议者死之。”[49]
紧接其后，顾炎武提到“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作为李沾严厉威胁的注脚。
这个会议，马士英、史可法均不在场。前者是资格问题，后者似乎返回浦口驻地，不在南京。
对于某一方，这是一次准备充分的会议，对于另一方，则有些猝不及防。吕大器显然遭到当头一棒，他以不肯起草文件和用印的方式，做着无谓而徒劳的挣扎。
《明季南略》和《小腆纪年附考》说，与李沾发出威胁同时，刘孔昭、韩赞周“复力持之”。朝臣、勋贵、太监，三种声音交织得很好，充分显示事先经过周密联络和策划。吕大器还想拖延，遭到刘孔昭“面詈”，警告他“不得出言摇惑”。“大器不敢复言”。“议遂定”。“乃以福王告庙”。[50]告庙，是将结果呈报于列宗列祖，在礼法上完成确认。
同日，礼部官员赶往仪真递交“百司公启”，福王“得启即行”。次日（6月2日）抵浦口，魏国公徐弘基等恭接。第三天过江，舟泊南京城外燕子矶。第四天（四月三十日丁亥），南京要人谒见。第五天（五月初一日戊子），福王离舟登陆。入城前，先到孝陵祭告，然后从东华门入，步行穿过皇极殿，出西华门，到内守备府，以之为驻跸行宫；百官朝见，行面君时正式的四拜礼。
“定策”尘埃，至此落定。
入城时，王辇所到之处，市民沿街聚观，绅士们肃立恭迎。《国榷》说：“始，江南闻变，各怀危惧。至是，士民忻忻有固志。”[51]南京街头气氛说明，随着福王到来信心正在恢复。而在稍远的外地，还是人心惶惶；计六奇记述，福王入南京当日，“无锡各大家避居湖滨”，整个五月上旬，不断有抢劫消息传来，五月十一日（6月15日），时为教书先生的计六奇正授课中，听到外面铳声一片，跑出一看，“数百人荷戈鸣金，巡绕庐舍”，打听后得知是地方集资组成的临时保安队伍，“每人予米三升，钱三十文，肉半斤”。[52]撇开政坛的矛盾斗争不论，从民间角度看，新君人选产生是受欢迎的，它对稳定人心、恢复安宁有积极意义。
十一
历史常有奇怪的巧合。
1644年6月7日，古历谓之庚寅日。就像彼此约好的，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在这天进入北京，而远隔千里，明朝福王朱由崧也于当日在南京宣布监国。
洪武南京全貌复原图。
此图是根据正德间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并参酌其他文献记载所制，引人注目的是朱元璋时南京有一道巨大的外郭，周长据说达一百八十里，整个钟山都在其内。明代末年，外郭已不存。
明宫城图。
明代南京和后来北京一样，分外城、内城、宫城三层。“洪武二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内为紫禁城”。“其外曰京城，周九十六里”。“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建外郭一百八十里、门十六。”此为内城（当时称“京城”）至宫城（即紫禁城）示意图。
事实上，当然没有什么约定或沟通，以当时情形，北京、南京两地起码须隔十几日方能了解对方那里发生了什么。然而，他们却不谋而合，共同选择6月7日这一天去做各自最重要的事。何以如此，只有老天知道。也许，真的有什么神秘力量，冥冥中做出这样的巧安排。
《小腆纪年附考》记述多尔衮入城的经过：
（明朝官民）备法驾迎太子于朝阳门，望尘俯伏，及登舆，非太子也，众骇愕间，前驺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则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矣。城上白标骤遍……[53]
崇祯死后，盛传太子落入李自成之手，并于5月中旬一片石大战前被挟往前线；及李军战败，太子为三桂所救，留在军中[54]。这只是传闻，明太子的真正下落一直悬疑，三百多年来学者穷究备考，仍无定论。不过当时北京城内对太子在吴三桂军中的传闻，好像笃信不疑，而多尔衮决计利用这一点——以及北京对吴三桂实已降清的不知情。他让部队诈称奉太子还朝，骗入朝阳门。瞬间，北京易帜，“城上白标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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