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其文，难觅以“北虏”为仇为敌之声。今人面此，不免失望的同时而以为古人不知“爱国”。非也，古人不是不爱国，只是爱国在他们，与我们不属同一语义。他们的爱国，归结于爱君；爱君即爱国，君仇即国仇。所以，“以灭贼之日，为释服之期”，“义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尘”，在明代中国人，这便是最高的爱国。由此我们也提醒自己，到古人那里发掘爱国精神资源，要格外当心这种歧义，否则，很难不有所误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朱由崧《登极诏》这一表明朝廷方针的重要文件里，我们只见以“灭寇”为使命，不见“驱虏”之类字样。所谓“三灵共愤，万姓同仇。朕凉德弗胜，遗弓抱痛，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20]那个“馘”字，仅指李闯。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1644年，明朝认为国家危难仅为内部“匪乱”，而非外族“入侵”。现代人接触这种情形，很难不产生反感；由于反感，又很难不在对明末的读解中，掺杂现实的联想。抗战时期，欧阳予倩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联想，重解重写《桃花扇》的。比如，把弘光朝只谈镇压农民军不谈抗击满清，与“攘外必先安内”相勾连；或，用投降/抵抗、卖国/爱国等现代情感价值，套论弘光间的人和事。这是从批判的角度，还有相反的，从歌颂角度混淆古今。我就读过某《南明史》，谈及永历时明军与李自成、张献忠残部合作，盛赞为基于民族大义同舟共济，殊不知那是经过乙酉之变，明之大敌业以满清为首要的缘故；和弘光间计划与满清联手打击李闯一样，这也是时势所致，没有什么现代意识形态可挖。
五
从伦理和心理上对甲申国变后的形势有所疏解后，我们转而具体考察明朝的对清政策。
自形势紧迫论，特别是从后果论（仅隔一年，南都沦陷），明朝在满清问题上，表现出令人不解的迟钝与迟缓。这固然与史可法督师扬州、离开中枢，南京早早失去主心骨，马士英等人贪渎无为有关，却也符合先前所讲弘光朝对满清所抱的不敌、不仇、不急的总体态度。
换成今天，会在第一时间认真研究对清政策。而在史料中，起初却找不到这类记录。弘光朝就对清政策的正式会商，居然还要等上将近两个月。
不过，这不等于满清问题在明朝政治中销匿无踪，它仍然有所浮现，从部分官员个人的议论和报告中。
熊汝霖得知满清觊觎山东的动向，疏言：
近闻卤骑南下，山东诸郡岂可轻委？南北诸镇非乏雄师，不于时渡河而北，或驻临济，或扼德河，节节联络，断其来路，直待长驱入境，徒欲一苇江南，公然向小朝廷（蔑指满清）求活乎？且闯贼遁归，志在复逞。及今速檄诸镇过河拒守。一面遣使俾卤回辕，然后合五镇全力，分道西征。或如周亚夫之入武关，或如王镇恶（东晋名将）之溯渭水，直捣长安，出其不意。[21]
检《国榷》，六月初三乙未（1644年7月6日），“清以故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22]熊汝霖所说“近闻”，盖即此事。北变后，山东、河南实际已成瓯脱，即使李闯退走西部，明朝也未采取实质性动作回归其间。如今，满清先下手了。际此事态，熊汝霖认为朝廷必须有所表示与决定。他的思路，先防满、后击闯。通过主动进军黄河以北，令满清知明朝实力犹存、未可轻犯。然后以主力西征，捣李闯老巢。对此，他总结为一句话：“杀贼可以灭卤。”我们看到，这虽是一道要求重视满清问题的奏章，但“杀贼可以灭卤”之论表现出，当时明朝深为有关复仇的伦理顺序所限，而与现实本身的缓弛相拧相反。“杀贼”明明不能“灭卤”，比较明智和现实主义的做法是，借“卤”杀“贼”，枕戈待旦，“贼”尽之日，悉出精锐杀“卤”。这是可能实现的方案，但当时明朝既无此雄心，思维方式也跳不出伦理窠臼。
客观上，明朝此时处境确实头绪繁多，左支右绌，难以兼顾。吏科章正宸说：“今日形势，视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而悍将骄兵，漠无足侍。”[23]所谓三面受敌，是指北直满清、晋陕李闯和楚蜀张献忠，较四面楚歌相去不远。理论上不难设想种种进取方案，落于实际，就发现难以万全，更不必说明朝还是那样一盘散沙的状况。因此，刘宗周提出的“北拒卤，西灭寇，南收荆楚”[24]十字要点，看上去相对恰当、平实，实行起来仍属渺茫。
嗣后，身在前方、受命巡抚河南的凌，总算提出了较为务实的对清策略。当时，朝廷主张不明，而凌虽职任在身，却是光杆司令，无兵无钱，所谓“不藉尺兵，不资斗粟，徒以忠义激发人心”[25]。有鉴乎此，凌建议从根本上调整对清策略，并相应调整军事布置。他首先指出：“方今贼势犹张，东师渐进。然使彼（满清）独任其劳而我兵安享其乐，恐亦无以服彼心而伸我论。”此亦多尔衮所质疑、羞辱明朝者，凌认为从道义上这说不过去。但他进而指出，事情不止关乎道义：为今日计，或暂借臣便宜，权通北好，合兵讨贼，名为西伐，实作东防，俟逆贼已平，国势已立，然后徐图处置。若一与之抗，不惟兵力不支，万一弃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祸必中江淮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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