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而且还有更加具体的原因。《明史》说：
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25]
“流寇逼皖”，是崇祯八年（1635）的事。为此，阮大铖从老家安庆避乱到南京。但实际上，他来此远非避乱。到了南京，就开始大肆活动，《明史》所说“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只其一端；我们从别的史料发现，他在南京广为交纳、到处公关。吴梅村说：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党也，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26]
策划《留都防乱揭帖》时，陈贞慧也说：
士大夫与交通者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痈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27]
可见活动重点，并非使枪弄棍之人，而是社会名流、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且颇为奏效。之能得逞，一是“逆案”已历多年，不少士大夫对此颇感淡然。二是阮氏本人确实风雅博才，与之交不失怡悦，况且他还拥有一个顶级剧团，谁不想饱饱眼福？三是施以恩惠，说白了，就是以财贿通（阮大铖相当有钱），连复社名流也在其列，例如侯方域。当时，侯南闱不中，又赶上河南闻警，便滞留南京，渐渐橐金颇匮，大铖“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食，与侯生游”[28]。这是侯方域自己的说法，因为事情有些尴尬，不免闪烁其辞；依《桃花扇》，则侯方域梳栊李香君的全部费用（黄金三百两），都是阮大铖托他们共同的朋友杨龙友居中打点。
前面说到，自崇祯初起，复社势力已盛，而它正式成立后的三五年内，更发展到无所不在的地步，从文化到政治，呼风唤雨，简直是左右明末的一种在野的“霸权”。当事人吴梅村为我们言彼时复社名流的表现与心态：往者天下多故（变乱，动荡），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立名氏……以此深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29]
强势若此，舍我其谁。就连对马、阮深恶痛绝的孔尚任，也觉得复社诸君过于得理不饶人，以“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30]，微讽其意气太盛，而给自己种下祸根。不过，与复社讲究宽容、策略，原是不可能的，它就是一个青春性、叛逆性组织，或者说，就是明末一个“愤青”集团。一来，它自视怀抱崇高理想，手握真理正义，只要“义所不可”，就“抗言排之”，为此绝不“有所屈挠”，这正是它要坚持、断不放弃的东西；二来，它那样人多势众、影响广泛、一呼百应，满世的粉丝和拥趸，满面春风、花开堪折直须折，得意犹且不及，又怕着何来？
所以，当一条“落水狗”、一个已经被历史钉上耻辱柱的人，居然在眼皮底下大肆活动、招摇过市，而非隐姓埋名、夹起尾巴做人，本身就不可容忍。况且，他们解读出了其行径的真正居心：拢络人心、打通关节，以便“翻案”。他们痛心于人心是如此易于忘却，不过十年出头的光景，丑类的罪恶就被淡漠，“奄儿媪子”的阮圆海已经高朋满座、俨然南京社交界的一颗明星！若任由事情这样下去，东林先辈的血岂不白流？
笔者设想，假使1635年阮大铖迁至南京后，低调处世、离群索居、只当寓公，恐未必发生《留都防乱揭帖》事件。然而三年来，阮氏的张扬与跋扈，终令复社精英感到责无旁贷。他们的领袖，本有不少是东林旧耆和英烈的后代，旁人或能忘却、淡漠，他们则刻骨铭心。《南疆逸史》关于顾杲写道：杲，字子方，端文公宪成之孙。为人粗豪尚气，以名节自任。端文讲学东林书院，清流多附之。由是东林遂为党魁，皆引端文自重，而杲为其宗子，故虽未任而名甚高。阮大铖既废，居金陵，思结纳后进以延誉，乃蓄名姬、制新声，日置酒高会，士雅游者多归之。礼部主事周镳恶之，曰：“此乱萌也。”因草檄，名曰《南都防乱》，引诸名士以排之，而难于为首者。杲曰：“舍我其谁！”[31]
“端文公宪成”，便是东林开创人顾宪成，而《留都防乱公揭》上的第一个署名人，正是顾宪成之孙顾杲（台湾文献丛刊本《南疆绎史》于兹不同，写为“从子”，即顾宪成之侄；但据顾杲好友黄宗羲《思旧录》“泾阳先生之孙”[32]，应误），所以他会说：“舍我其谁！”
不过，《留都防乱公揭》却并非由周镳倡议和起草，虽然这说法传之甚广，连阮大铖都以为如此。但参与策划的陈贞慧在《防乱公揭本末》中特别指出：“阮以此事仲驭（周镳表字仲驭）主之，然始谋者绝不有仲驭也。”他并且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崇祯戊寅，吴次尾（吴应箕，表字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次尾愤其附逆也，一日言于顾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飞驰数函：毘陵为张二无（张玮），金沙为周仲驭（周镳），云间为陈卧子（陈子龙），吴门为杨维斗（杨廷枢），浙则二冯司马（冯晋舒、冯京第）、魏子一（魏学濂），上江左氏兄弟（左国栋、左国材）、方密之（方以智）、尔止（方以智族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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