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样的描述，两者在物质和精神文明上落差之大，何啻万里？若置今日，即最发达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也难找到相埒的情形。可历时不足百年，花团锦簇的天朝上国，居然被“暑用鱼皮、寒用狗皮”，不识五谷、以狗耕田、以鱼胞盛酒的野蛮部落所吞。这结果，虽令“天方夜谭”黯然失色，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其夸张程度，打个比方，犹如当今头号富强之邦美利坚合众国，被加勒比某个小小近邻所灭。这种情形，不要说作为现实，就算我们身边有人当做假设提出，也会被视为痴人梦语。但十六世纪晚期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的那次巨变，实际就是如此，乃至尤有过之。何以见得？我们且借弗兰克名著《白银资本》所绘当时世界经济版图略窥一二：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3]
弗兰克说，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独大地位，无人可以撼动。今天美国所拥有的实力，当时中国即使不更强，至少不比它差。一边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一边是“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这两者的关系，如形容为泰坦尼克巨轮之于小舢板，大约不为过。
泰坦尼克号因被冰山撞沉，多少不失悲剧的意味。明朝却是在小舢板触碰之下，散架解体，简直叫人哭笑不得。但我们的误区可能在于过分强调了结果。关于结果，笔者认为满清其实是地道的“摘桃者”。姑不论攻破北京、逼死崇祯、将明朝彻底变成“危房”的，乃是李自成大顺军，而且无论此前此后，明朝这个“豆腐渣工程”的晚期症状都暴露无遗，大厦将倾、朽木难支，每个角落发出让人心惊肉跳的喀喀喇喇的声响，满清所要做的，不过是走到近旁跺一跺脚而已。
归根结蒂，明朝的崩坏无自外力，而死于自我溃烂。
这种溃烂，非朝夕可致，而有长期和内在的过程。其次，对它的观察不能停留在表面，停留在那些有形的现象和集中爆发的事态上，比如，党争、玩职、朝政失控、盗寇横生之类。中国人由于历史认知力的局限与偏差，注意力往往放在现象的层面，而忽视逻辑的层面。非等事情发展和暴露于表面，方能觉察，而实际上，病根早已植下，却迟迟不被认识。所导致的情形，往往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等真正发现根由所在，仓猝欲加挽回和补救，辄为时已晚，束手无策。
原因是中国的政治观、历史观，形而上学倾向严重，过于看重高蹈虚衍的义理，追求政治词语、道德词语的漂亮与堂皇，以为这就可以感化天下、稳定人心，而不在意社会的切实改善。远的不说，近处我们即曾亲有体验——1957至1977的二十年，当代中国正是在抽象崇高的口号中度过，每年都自认“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实际上，明明有一系列经济数字摆在那里，提示着相反的现实，当权者却吝其青眼。所以，满口仁义道德，往往却与现实真况隔之甚远。有人说，数字亦不足信，因为数字能造假。不错，数字可以造假，甚至很常见，然而，数字终究是相关联的整体，造假者可编造其一部分，却不能将整个数字都做成假的，以致天衣无缝。就此而言，数字即便被造假，到头来它也会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指示哪些地方曾遭涂改。
因此有关明末的历史变故，本文将回到数字，从具体的财政环节入手，观察世态、提取细节、梳理问题。最终我们也许发现，在一堆貌似杂乱无章而枯燥的数字中，所见所得更胜于各种叠床架屋的宏论。
二
人类一到了有国家的阶段，就发生财政这个环节。因为，一来国家存在共同利益，二来国家需要管理而管理又需要经费，故而财政的发生是免不了的。那么，国家财政从何而来？当然不会凭空而降，一分一厘都来自劳动者，每个劳动者把自己劳动成果交出一部分，共同形成了国家财政。换言之，国家财政源于税收，古代中国称之为赋税。赋税一词，原本是两个单独的字，以后逐渐并称，但自历史过程言，先有赋后有税，而且含意也不同，略作辨析可了解更多的历史信息。
1920年初，胡适与胡汉民、廖仲恺之间，就井田制问题往还过几通书信，其中有如下的论述：古代赋而不税。赋是地力（书中误印为“地方”，我们代为更正）所出，平时的贡赋，同用兵时的“出车徒，给徭役”，都是赋。税是地租——纯粹的Land tax。古代但赋地力，不征地租。后来大概因为国用不足，于赋之外另加收地租，这叫做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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