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即明末有名的“三大征”。《明史》为之算了一笔总账：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44]
而崇祯时的评论家则说：
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45]
总之，崇祯十二年以后，每年三饷总和已与国家财政年度收入相埒。未有三饷前，人均年纳税银零点三三两，至此人均达七两以上。由此乃知黄宗羲“尽输于官，然且不足”言之不虚。
明代五十两大银锭。
刻有“衡州府衡山县征”、“万历卅四年十二月”等字样。万历皇帝爱财如命，搜刮最狠，直到临死前三年，每年都“加天下田赋”，余如矿税、织造等项不一而足。明十三陵，以其定陵最阔气，形象说明了他敛财的能力。
弘光通宝。
尽管弘光朝为时不过一年，却还是铸造发行了自己的新钱（年号钱）。如现代印钞一样，铸钱也是财政手段，“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可以起到敛财作用。
三饷所征，据说是用来对付外族侵略和内部反叛的。他们一是来自苦寒之地的原始部族，一是饥寒交迫的乌合之众，而堂堂明帝国既以倾国之力欲予摆平，理应轻松使之化为齑粉。然而十几年下来，数亿银两似乎全部打了水漂，“虏”既未却，“寇”亦未平，这是怎么回事？尤不可思议的是，熬尽民脂，加征如此巨款，朝廷竟仍然无钱可用。
四
崇祯元年，亦即朱由检登基第二年，七月，宁远前线明军“以缺饷四月大噪”。[46]骚乱先起自四川、湖广籍士兵，迅速蔓延所有十三座兵营。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被捉、关押，悉遭毒打，毕自肃受伤严重。多方筹贷弄到七万两，士兵方才作罢。毕自肃脱身后，上疏引咎，随即自杀。[47]十月，锦州发生同样事件。袁崇焕紧急请饷，朝中议此，颇为其趋势担心：“前宁远哗，朝廷即饷之，又锦州焉。各边尤而效之，未知其极？”[48]
真是奇怪，万历四十八年起，岁增“辽饷”五百二十万，辽东士兵却接连数月饿肚子。后来，类似情形更加常见，各处屡报士兵几个月乃至经年领不到饷。如崇祯十六年五月，河南巡抚秦所式报告“抚镇缺饷五月有余”[49]；该年十月，李自成历史性地破潼关、克西安，吏部尚书李知遇闻讯，两次上疏，说“吃紧尤在发饷”；而“秦中之饷”，“骨髓已枯”，恳请皇帝“赐发天帑”。[50]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一，“昌平兵变，以缺饷故也。”[51]为此，“京城戒严，亟遣官以重饷抚之，乃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52]这次，哗变直接生于肘腋，其距北京城破已不过半月之遥……
近年世界金融危机，欧洲闻有濒临“国家破产”者，例如冰岛。而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明朝国家财政其实也到了此种地步。刘尚友记述1644年的情形说：“国计实窘极，户部合算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现在到部者仅二百万。”[53]工部营缮司员外郎赵士锦，于三月十五日（城破前第三天）奉命管节慎库，交接时，他为亲眼所见而震惊：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54]
库内存银总共不到五千两。他在《北归记》中重复了这一点：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银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予如是言。[55]
崇祯十七年元旦一大早，朝罢，朱由检留阁臣赐茶：阁臣并云：“库藏久虚，外饷不至，一切边费，刻不可缓，所恃者皇上内帑耳。”上默然良久曰：“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语毕，潸然泪下。[56]
同一事，《平寇志》记曰：
又言：“兵饷缺乏，民穷财尽，惟发内帑，足济燃眉。”帝言：“内帑如洗，一毫无措。”明睿（左中允李明睿）奏：“祖宗三百年畜积，度不至是。”帝曰：“其实无有。”[57]
内帑，即皇家私房钱。李自成破潼关后，吏部尚书李知遇请求“赐发天帑”，也指的是这个。大臣与民间普遍以为，皇家还有很多私房钱，现在应该拿些出来。朱由检表示说“没有”，旁人都不信，李明睿鼓起勇气表示怀疑，言下之意，请皇上坦言到底有没有。朱由检只得重复一遍：真没有。这段对话，颇有小品《不差钱》中赵本山与小沈阳之间打哑谜的风味。
直到后来，仍盛传朱由检留着大把内帑未用，以致白白落入李自成之手。《樵史》称：“贼入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对此，抱阳生替崇祯鸣屈，质问“不知十余库何名？”“安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而纷纷谓怀宗（满清起初给崇祯所上庙号）不轻发内帑，岂不冤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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