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恐怕张养浩亦不能料，时隔三百年，令他感慨万端的潼关，将再次如火如荼演绎“兴亡”一幕。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六，“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尚书孙传庭死之。”[4]西安门户为之洞开，仅六天，西安告破。翌年正月初一亦即甲申年（1644）元旦，李自成建大顺国，次日发兵，出潼关进军北京。四个月后，从原路败回，再过潼关。当年十二月下旬至翌年（1645）一月中旬，顺清两国集结大军在潼关决战。一月十二日潼关陷落，李自成率部从西安南逃，从此流窜。
一年多内，潼关迭面世变。李自成四过潼关，两番得意，两度失意。他先以“寇”入、以“帝”出，数月后相反，以“帝”入而以“寇”离。在他，此可谓成王败寇、一线之间。但三百年前，为救济饥民而来的张养浩，置身历尽兴亡的潼关，心中只想到三个字：百姓苦。
二
一部二十五史，所述无非兴亡。然而，这字眼之于庶民却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兴也好，亡也罢，旧符换新桃，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忧君之伤、亡国之痛，写满史册，其实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怀，与真正的庶民多半无关。问题在于，修史的能力及权力，握于后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后人其实概无所知。而这往往成为盲点，使人不知不觉中以为正史野史的主题和感情，能够反映时世、代表民心。
那是没有的事。真实的时世、民心怎样？崇祯末，北京流传民谚：“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一语双关。又说：“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5]对于明亡，不悲痛，不眷恋，一言以蔽之，痛痒无关。这朝廷、这国家，不以人民愿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听取人民意见，人民没有认同感，亡与不亡，干我何事？所以赵士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现：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6]城破前，北京人确实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会大祸临头，等到传来消息“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马上恢复平静。“奔走如故”几个字，尽现民众的无动于衷；占领军要求帽上粘“顺民”二字，无非一是表示顺服，二来寓有“大顺子民”之意，对此，大家也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一代王朝轰然倒地，这场巨变，我们在将近四百年后说起，每每还有惊天动地之感，可当时京城民间，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简直像什么也没发生。
无独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类似表情。当时的启蒙者倍感痛心，叹为“麻木”，从中抽取出国民性。这固然不错，然而想一想二千多年代代兴亡，从来是权力者游戏，无论怎样，百姓所得不过是个“苦”字，那么，怎能不“麻木”，又为何不“麻木”？作为经历甲申之变的人，计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归于“各自为心”[7]。这个总结，或者更在点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败寇是你们之间的事，小民操什么心！
三
不单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后的乱世，还被当做短暂的机会加以利用。
虽然同样压榨严重，但因土地瘠薄，气候较差，物产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暴乱会在北方发展壮大。在中国，加入暴民行列，几乎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但凡尚存一点余地，就不致有此决断。换言之，李自成百万之众，仅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贫之民，这以外，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人数更多。他们只须很小的理由，就会回避直接变身为“草寇”。骨子里中国民众都不愿而且惧怕惹事，但这不表示心中不藏着不满与怨恨。所谓“良民”，只产生于幸福、合理的社会；在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中，本质上没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着“良民”表象，没有一变而为“暴民”，不过是他们在忍气吞声与铤而走险之间进行着换算，如果得不偿失，大多数人就都选择忍耐。显而易见，忍耐虽苦，却至少性命无虞。
不过，这以某种平衡未曾失去或被打破为前提，比如说统治秩序的存在。在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有自觉遵守法度的意愿，他们认为，制度不仅对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制，其实也是从反方向体现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坏的社会，如果人们尽力不触碰法度，通常不是出于拥戴和主动遵守，而是因为惧怕；一旦不必惧怕，法度便立刻显出可笑和空洞的样子，成为众人亟欲突围的对象。
甲申国变后就出现了这一幕。崇祯死亡消息传开，一夜之间，京畿周遭立即“盗贼横生”。闯军占领北京的后期，军纪失控，抢淫频发，史家多有述载。但实际上，京城并非最乱的地域，真正乱得无法收拾的，是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的广大乡村。这些地方，一时成为真空，法度荡然；无数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的民众，有如挣开束缚，趁机大行劫掠。如果说北京城内大顺军队将卒所为，尚属有组织的报复，则广邈乡间的情形，完全是无组织的混乱。平时隐忍压抑的乡民，此时一无所忌，纷纷变身为不曾加入起义军的自发乱民。可以说，在这一刻，没有庶民为崇祯之死如丧考妣，相反，倒被证明根本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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