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算的则是军事战略账。如果唐朝欲进军西域，高昌是第一站。陈寅恪曾经指出：占据西域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关中地区的绝对安全。关中是唐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西北不远处的西域一带，当时仍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如果要保障关中的安全，就非得先控制住西域地区不可。所以，李世民派侯君集拿下高昌国后，开始是设置“西昌州”，然后立刻改称“西州”。一般来说，两个字的，都是羁縻州的名称；而一个字的，多是正州。正州就是和内地的州一样，由中央政府直辖。李世民设“西州”，显然是要直接指挥西州地区。
从此之后，西州就成了唐朝进军西域的一个桥头堡。从此向西，步步扩展。到贞观二十二年（648）的时候，首次出现“安西四镇”的布局。此后的高宗、玄宗时代，唐朝在西域不断开拓，一直到葱岭以西，达到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唐太宗破高昌、设西州的这个时候。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李世民的眼光超过了魏徵。
不过，现代史学家分析了西州人的户籍，发现了一个事实：在高昌国时代，人们的寿命，特别是男子的寿命，要远高于西州时代。这是因为，作为桥头堡的西州，大量青壮年男子都被国家征发从军，战死疆场无数。我们回头看看当年鞠文泰对唐朝使者说的这番话，恐怕也是别有意味吧：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你们的东西很好，可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我的。
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李世民要做的，就是掌控一切。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作为时代的最强者，李世民一生无往不利，风光无限。但就是他最后的收官之战，却带给他真正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其实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唐朝攻占了高丽的很多地方，跨越了辽河，把高丽的空间压缩了很多，也为后来唐朝进一步进攻高丽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后人基本都以失败来看待这次高丽之战，这主要还是从战略的角度着眼。因为李世民的目标是要彻底征服高丽。无疑，这个目标没有达到，失败了。
自当皇帝之后，李世民再也没有亲征过。贞观年间的所有大战，他都只是制定基本方针，具体战役都交给将领们去完成。而这次亲征高丽，一则说明他重视，二则也因为他有充分信心。总之，他是志在必得。可最后他都没能越过鸭绿江，离征服高丽的目标相去太远了。
后人因为这次战役失败，也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没有吸取隋炀帝的前车之鉴，重蹈覆辙，实在不该。这个意见不无道理。隋炀帝时，国富兵强，但以倾国之力也没有拿下高丽，甚至连像样的进展都没有。当然原因有很多，其中高丽的强悍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地理位置对高丽很有利。首先，高丽地处偏远的东北，而隋唐的中心都在西北之关中地区，相距很远。其次，这个地区，雨季在农历六七月间，从农历*月至来年二三月之间，又是寒冻天气。所以，有利的攻打时间，只能在冻期已过而雨季未临的短暂时间。这就要求进攻方必须速战速决。但高丽特别擅长固守，而且坚城众多。因此，高丽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
李世民恐怕没有充分意识到，唐军在攻打坚城方面，并没有太好的成绩。当年攻打一个洛阳孤城，都苦战十个月之久不能下。贞观年间的战争，也都是针对草原民族，打的是野战。唐军可以凭着更加强大而灵活机动的骑兵获胜。所以，这次战役，唐朝完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失败是合乎逻辑的。
李世民是个明白人，高丽虽然面积小，但绝对是一块硬骨头。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亲征高丽呢？
替李世民辩护的，大多是认为：李世民是为了“无贻子孙忧”。他在贞观十七年（643）立了李治为太子，担心李治过于仁弱，若是由李治来打高丽，恐怕就会像隋炀帝一样，后患无穷。
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高丽在当时已经有坐大的趋势。中国历史上，从东北崛起的政权，往往会给中原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前有鲜卑的北魏，后有契丹、女真等。也许李世民正是要将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不过，从李世民每隔五年发动一次大战的规律来看，很可能打高丽早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之所以要打高丽，可能也是与隋炀帝的失败有关。
李世民做皇帝，有个很好的反面教材，那就是隋炀帝。几乎在内政的每个方面，他都是与隋炀帝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贞观之治”。但是在对外的野心上，李世民却和隋炀帝颇有相通之处。当然，从效果上看，是有天渊之别，隋炀帝很失败，而李世民超级成功。这些无疑都增长了李世民的自信和骄傲。
大家都知道，征高丽是隋炀帝最大的败笔，他因此而身亡国破。恐怕李世民也非常希望在最后这件事情上，再次能给自己一个证明，证明自己能拿下高丽，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比隋炀帝英明出色！所以，我认为李世民征高丽，是要和隋炀帝一比高下。
最后一点，可能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李世民恐怕也不太能容忍高丽对“天朝上国”的傲慢和挑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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