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的这个举动，不由得让人想起多年以后的宋太祖。当时宋军进入蜀中，节节胜利，乘胜进军，势如破竹。但是赵匡胤在听到宋军前方战报说“已到大渡河”的时候，拿起手中的玉斧，在地图上的大渡河处重重划了一道，说：就到这里吧，不要渡河了。后来这个故事被称为“玉斧划界”。宋人是把它当做一个不穷兵黩武的光辉事迹来表述。但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唐、宋人之不同。唐朝即使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也保持了一种勃勃野心。而宋人，在势头很好的时候，也不想用兵。当然，这两种行为的好坏另当别论。
虽然在建中元年抗击吐蕃取得胜利，但德宗还是积极谋求和谈。之前在代宗时，吐蕃来的使者，全被代宗扣留，前后八人。另外，俘虏也全都发配到江南、岭南。此时，德宗将他们全集中起来，送回吐蕃，临走前，还给每个人送了一套衣服。德宗正是以此来显示自己求和的诚意。
因为德宗的目标不在于对付外敌，他首要的目标是要削平藩镇——“攘外必先安内”。
五、参与对藩镇战争
唐德宗把第一个年号叫“建中”，显示出强大的政治野心——他要“重建中兴”，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他上台的时候，三十七岁，可谓年富力强。而且他当过天下兵马大元帅，几乎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比较有武人气质。因此，他一上台，就对藩镇采取了强硬的姿态。
德宗的祖父肃宗、父亲代宗，对藩镇的政策都是相当软弱的，当时人就有批评说是“姑息”政策。代宗时期，藩镇的节帅经常是十几年都不换人，这自然会大大助长藩镇的割据倾向。德宗对此早就心怀不满。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本来，有雄心有毅力是件好事，但付诸行动则要审时度势，审慎谋划，尤其在国家大事上，更要懂得量力而行。如果力量差一点点，靠努力也是可能成功的；但如果力量差得太远，光靠毅力硬干，那就是蛮干，结果会适得其反。德宗把削藩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他大概以为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他不懂得恰当的妥协，只知道一条道儿走到黑。
德宗有冲劲，但他相当鲁莽草率，而且还相当固执，不容易听取意见。
作为最高领导者的这些性格缺陷，最终使得建中年间轰轰烈烈的“削藩”战争最后酿成一场又一场的大祸，差点不可收拾。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好的结果，那就是成就了李晟这个大功臣。
事情要从田承嗣的死讲起。田承嗣是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也是后来最重要的藩镇割据核心人物。《新唐书》的《藩镇列传》第一个就是他。建中二年（781），田承嗣终于死了。他的侄儿田悦想继位。割据藩镇中，节帅父死子继的规则，在代宗朝早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皇帝向来不干涉。这也是藩镇势力确立的最重要的标志。
但现在，德宗皇帝不希望继续看到这种局面，于是他很强硬地直接拒绝任命田悦继位为魏博节帅。田悦很不满，联络各方势力，暗中策划叛乱。双方关系紧张，一触即发。
同一年内，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又去世了。德宗照样没有对他的儿子李惟岳的继任给予承认。终于，唐王朝和割据藩镇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战争分好几个战场，但关键战场在魏博镇这里。魏博地处黄河北岸，德宗派就近的山西地区两个藩镇——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对付，另外还派遣了一支神策军的精兵，就由李晟率领，与马燧、李抱真一起联手围攻田悦。这三位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军队也是精锐之师。德宗那是志在必得。
战争初期很顺利。特别是洺水一战，三军用命，将魏博军打得大败，几乎全歼主力。形势一片大好。这时如果乘胜追击，消灭魏博并非难事。可是，李抱真这时偏偏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拖拖拉拉，不愿全力进攻。这种行径，叫“玩寇”，就是要留着敌人，不能全给消灭干净了。否则以后就再没有“立功”的机会了。“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武将们最清楚不过。特别是在唐后期，藩镇军队中出工不出力乃是顽疾。当年安史之乱末期，仆固怀恩没有将田承嗣等人的军队彻底消灭——虽然这有相当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只要皇帝要用到藩镇的军队，那就无法彻底实现自己的目的。除非是所有战役都由神策军来打。但在当时情况下，这并不现实。
总之，李抱真等人的态度微妙，给了田悦一个喘息机会。他回过神后，联合了其他割据强藩的力量，再次反扑。在洹水一战狠狠地回敬了一次，唐军大败。之后双方就陷入僵局，一直对峙。
一下子，大好的形势转变为战争结束的遥遥无期。这对李抱真等人来说，是好事。因为只要在打仗，他的军队就会有补贴，是稳赚一笔外快的机会。
不过李晟可不是味儿。他是中央军，这么干耗粮草可说不过去啊。于是他要求换个战场——北上攻打幽州朱滔和成德王武俊。
其实李晟也很清楚，幽州和成德也都是强藩，不容易对付。于是他就领军围攻了一个小县城——清苑。好歹立点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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