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民党军队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白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毛人风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制定计划布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
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民党军队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么不败？
张：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国民党军队中虽有政工部门，但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只是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基本职能在人事铨叙等业务方面，不管思想动态，特别是行宪后学美军，政工人员无地位，无权威，军队内部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国民党官兵谈论军队的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可见军中纪律之松弛已到了何等地步，最后大家都被解放军打败或当俘虏。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
张：您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和保密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非常成功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几乎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脚，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军队的保护才能生存。在1933—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萍、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份。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张：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迅速腐败，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中共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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