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台湾需要的是军械，不缺的是人。6月，国民党刘安祺统领十万人有序自青岛撤退，抵基隆港登陆台湾，后又奉命转赴海南和广东，其所部大部分不准在台湾留下，这批人以后或“起义”，或被解放军消灭。最近从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中才知原委：原来蒋怀疑此部混夹共产党“匪谍”。他说，看到刘部军纪荡然，四处游嘻，不寒而栗，为不使其中的“破坏分子”损害台湾，才把他们支到海南和广东。
设想王鼎钧当年若是就近逃到青岛，再上了船逃到台湾，最后还得随舰被运到海南岛或广东放下，也就不会再有他以后在台湾的三十年的岁月。在左翼主义的大环境下，他会被当成“特嫌”，一辈子被怀疑，任他再说什么“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也无济与事，类似的情况，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有许多。大陆学者萧功秦教授的两个堂兄，在1949年先后来到台湾，其中一个很有科学家的天赋，在当时就被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录取，却因恋家、恋女友再回大陆，当他回到家乡后，女友却因他去过台湾而与他断绝来往。无独有偶，他的另一个堂兄也因恋家返回大陆。这两个堂兄，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江西，遭遇是一样的，都因这段经历被长期审查，饱受各种挫折和磨难，几乎荒费了大半生的生命。江西那个堂兄在80年代平反后虽做了省里的科学院副院长，但早已失去锐气和创造力了，故萧功秦称他是“离科学殿堂最近又最远的人”。
其实，萧功秦两个堂兄的选择在当年是具有普遍性的，1949年后，有不少知识分子从国外回来，参加国内的建设。1950年，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率他的民生公司从香港回到大陆，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陆是一个安全的安身之所。即使一些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对共产党也多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诸如，中共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共只是搞新民主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发挥了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毛在他的这两篇论著中，多次重申中国不走苏俄式的道路，让许多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放下了心。中共颁布《约法八章》，宣称对历史上有反共行为的人既往不咎，更把一大批国民党“军、警、宪、特”稳定了下来。至于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要发展经济和教育，自己凭本身吃饭，共产党不会为难自己。王鼎钧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复旦大学教授，依当时的标准，可以称得上“进步分子”，他就劝王父留下来。他说，“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周后就习惯了”，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了一首当时的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此时离抗战复员不久，内迁之颠沛流离实在不忍回顾，人们再也经不住又一次大搬迁了。另外，搬哪儿去呢？台湾，风雨飘摇，共产党随时会打过去；香港，人生地不熟，又是英国的领地；美国？完全不可能；巴西，远在天边。于是，除少数人外，大家都留下来等待共产党。一两年后，当共产党接续推出“镇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悔了，但此时再离开已无可能。卢作孚先生被迫自杀了，其他有名或没名气的知识分子及资本家也自杀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们活了下来，但在和平年代，他们却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
如此看来，王鼎钧是幸运的。可是他去的台湾，远不是天堂，那是一个右翼主义的大环境，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审查，这一查也是三十年，直把他从一个青年查成了中老年！
2010年2月21日—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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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鼎钧《关山夺路》，尔雅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王书”。
[2] 《陈丕显在华中土地会议上的总结》（节录）（1948年4月25日），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35辑，137页。
[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第839页。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1]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绝非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横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姊妹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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