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王书：306页），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冯亦代：《悔余日录》，1960年8月3日，256页）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288页）的“一个保卫工作者”（冯书：258页），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冯书：335页）。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王书：307页）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个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介石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司令部”，再改名为“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佬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5]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十五年。
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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