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资料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王书：258页）。“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10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产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
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掳获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地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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