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的视角有别于以往研究单纯集体化考察的视角。他抓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就是把集体化运动置放于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加以认识和解释。
毛发动集体化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周教授都做了分析，但他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此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从中南海到每一个自然村的全面控制，即国家对农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完全控制，实现了经济组织与政权单位的合一。
这就是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1949年，毛说要使广大农民完全服从国家，农村中的自治因而完全消失。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了，号召阶级全面专政的那个社会状态（建立全面的国家控制）。事实上，这种农村中的新状态在1960年也曾实行过，城市全面公社化，也就是1960年兴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周晓虹论文的这个视角极为重要，打开了过去研究忽视的空间。
集体化的动力问题。过去的研究都是顺着毛的言说，就是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至于农民的另一种积极性：小生产的积极性，则说得很少，而其实是广泛存在的。周晓虹提到，后一种才是事实。周建立了他自己的分析，例如贫下中农入社是希望“揩油”，合伙开饭，吃大户。这点从毛的话中也可印证，毛说：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
如何使他们自觉自愿入社？那就要发挥政治优势了，这就是两手都要抓：
1.政治压力：突出阶级成分的划分，坚持阶级分层。1953年分为下中农、中中农（1955—1956），此举具有极大震慑力。坚持现实中的动态阶级分析，在政策上以先后入社的顺序实现政治身份的差别。对地富和落后分子，实行管制、批斗、“攻碉堡”等斗争手段。
2.制度推进：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切断农民与市场的关系。
3.政策的倾斜：入社可以得到政策照顾，三管齐下，贫下中农吵着闹着要入社，富裕中农也争着要入社。
用周的论文观点表述，就是：用经济性资源的调控，社会资源的调控，来实现入社动员。
“关于党和国家的近乎完美的权力网络”，这种说法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能理解周教授为什么用这个词语。我认为，周教授的措辞是可以成立的。
党和国家的动员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借助于两翼，即党的组织和宣传，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方式就是在权力网络中搞运动。所以，我们称之为“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关于宣传的作用，周晓虹提到几个环节：
1.树典型，开现场会（1960年推行代食品也开现场会，1958年更是如此）；
2.“攻碉堡”（和“对立面的斗争”）；
3.摆远景。
事实就是这样，即在1958年农村有线广播建立之前也是这样。从建国初到70年代，一以贯之，其效用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逐渐减弱。
我的点评的结论：
1.文章通过微观和宏观的交汇，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包含丰富的思考，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点，基本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2.非常清晰，逻辑严密，应用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元素，交融自然，是上乘的好论文，非常严谨、非常规范，避免了概念的孤立演绎。
3.有两个建议：
（1）批判“小脚女人”，实际是在党内先造舆论，除了邓子恢，还批了薛迅，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
中共长期在农村，许多高干有民本思想，毛要先打破这些。梁漱溟则是社会的代表，要采取新举措，就要从几个大人物开刀，以获取动力。
（2）毛几十年都防范农民自发的小生产意识，却又在政治思想领域高度重视农民（认为他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党忠诚），贬低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现象，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思考。
2004年10月，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 * *
* 本文是对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一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图片展有很强的冲击力，他把原始图像称为“第一历史”，即原生状态、未经修改的历史；而把经过加工、修改的图像所呈现的历史，称为“第二历史”，这里展出的都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历史照片，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已经过了修饰、删改等。张大力如此分类是有他的思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所谓“第二历史”的图片一笔勾销，而是给其新的命名，以区别于“第一历史”。
如何看待“第二历史”，我只能提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在20世纪的中国，为了追求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就要建构“英雄创世记”的新叙述，而文字和图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之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是一常见的现象，革命政治家和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其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对文字和图像的修改和再造，在20世纪不是罕见的现象，和19世纪相比，人们对文字和图像重要性的认识已大大提高，就技术方面而言，教育发达使识字的人多了，照相术发明后迅速传到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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