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在70年代的台湾也有过。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北民众在街头跪迎蒋的灵柩，场面颇震撼。但一位当事人，也是台湾一位著名教授几十年后回忆说，他的下跪，是不自愿的，是在场的情治人员大喝一声“跪下”，他的腿不由自主发软，才跪下的。还有一位台南的大学教师对我说，他是在他的小学老师强迫下才下跪的。
这是“第一历史”还是“第二历史”呢？
三、何谓“第二历史”？
看展品，回想历史，有启示，也有困惑，对什么是“真实”疑问更多。我们通常讲的“历史”，有两层含义：
1.原来的事实；
2.被表达的事实。
今天我们通常讲的“历史”，已很难说它是完全客观的了，因为历史事实一经表达，就主观了，大凡我们所谓的“历史”，都是经由主观才被反映和表达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福柯也说：历史是被塑造的。
所以，我觉得更适合的概念应是：“第二历史”应该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为什么是“国家主义”的？
首先，它不是一种在个人美学趣味支配或主导下的创作或修改过程，而是国家意志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其次，它是经由国家推动的方式加以传播和扩散的。
我个人对“当代摄影”与真实的关系有一些悲观，因为太多的事实说明，“电脑成像术”对“真实”起了一种消解与颠覆的作用，以至于我对什么是“真实”，都发生了疑惑。例如：记录“影像”应是反映真实的，可是它又不尽是“真实”，它还是创作者的“作品”。这些都使得我们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对许多过去可以认知的现象发生困惑。因此我把这个疑问提给各位专家，不知能否获得解答。
* * *
* 2010年3月27日下午在广东美术馆参观张大力“第二历史”展览的发言。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学习“理论和方法”有无必要？
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从1997年我给硕士生上课就不断强调，要学习社会科学的方法，使之有机融入历史学研究。
过去有没有“理论和方法”？1949年前，主流史学不强调这个问题，那时多数人信奉“史料就是史学”（傅斯年）。前有乾嘉学派，后有引入的兰克史学，都是“史料派”的鼻祖，在中国对接，合流了。
“解释史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之后，但在建国前不占主导地位，处于边缘，以北大几位教授、胡适为一派，他们主张史料即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容易进来。1949年后解释学派成为主流并占绝对主导地位，几十年一贯如此。其主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有其贡献的方面，20年代引入中国后，大大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史料派排斥他们是不对的。但1949年后出现“三化”（绝对化、公式化、教条化），由国家的力量在支撑的解释体系，只能解释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解释复杂的中外历史现象。
90年代，有学者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历史学的本质就是求真求实，在方法上，除了阶级分析法，还可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样“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了。
2.80年代初以来，又有另一类“理论和方法”引入史学界。
最早是“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历史学。以后，新潮不断翻滚，席卷社会科学，包括人文传统科目。经二十多年引入，现在可以说：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西洋理论已占主导地位。在美学、文艺理论、文化批评、美术理论等人文学科，也是占据主流。唯有历史学和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例外，其中以历史学最为排拒“新潮”。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一个是外部原因，一个是内部原因。在中国，历史学有其特殊性，是建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件之一，长期有几个“老战士”分兵把守，他们有很强的“阵地意识”，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基本已不存在。老同志、“老战士”掌握资源，影响极大，而文学界、美术界等早已多元化，早没了“老战士”。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1）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本质，它不关注宏大理论，理论就是借用来的分析工具，这和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完全不同，后者总是要在最后创造一个概念，例如岳村政治、华西模式等。（2）中国历史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它不以运用西洋概念的多少来作为判别史学作品优劣的标准，而是看事实的发现和叙述的清楚，以及它给今人的启示等，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再现历史就是常看常新），所以历史学是“实学”。那些以西洋理论为骨架的学科，反而因历史学的这个特点，非常重视从历史学吸取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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