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在深圳和澳门举行的“中青年批评家论坛——中国美术批评的转向”研讨会，专门请我去参加，要我谈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的看法。
今年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浸会——清华大学第六次研讨会，主题是“转型中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挑战”，他们请孙立平和我做大会主题发言，孙立平讲现在，我从历史学的角度谈50年代的治理方式。
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在社会史、经济史、生活史等领域，引入西方概念成为趋势，但应“润物细无声”，而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某些研究那样食洋不化。学历史与学社科理论不一样的，后现代，理论先行，有些美国学者也不认同，研究梁漱溟的艾恺教授就极不以为然。所以要有学术的自主性，不要随西人而舞，心中无定力，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3.西人或海外在对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种叙述框架：
（1）极权主义叙述
（2）“伟大的中国革命”叙述——“革命民族主义”
（3）“全能主义”叙述——“国家与社会”
（4）“新左”叙述
（5）“历史延续性”叙述——“传统帝制复辟”叙述
除了“极权主义”和“新左”的叙述，都不是完整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而基本上是一种分析视角，是一种碎片化的融入。特别到90年代后，几种叙述有综合化的趋向，这很可以理解：中国之复杂，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就可穷尽解释的。
4.历史学是人文学，不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大的数据调查的要求，要有统计，要有可供验证的条件，也要验证，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论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细致更精密的地步。芝加哥大学是方法学的重镇，十分之四的诺奖得主出自芝大。
但是历史学所面对现象更复杂，我不太同意所谓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能完全认识人类思维和活动的一切现象，我更不同意学好了史学方法就可成为一个杰出的史家。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就是以研究方法为志业，但一辈子也没写出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我觉得“人文科学”这个词也不准确。真正优秀的历史研究不是那种满纸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叙述。它需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理解，这不是读几本方法论的书籍就能解决的。运用西洋理论，最后还是要落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是好是差，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两者有结合得好的，也有结合得不好的。
结合得好的：余英时的家国情怀，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识，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没有那种体悟，学余英时是学不来的；许倬云，他有西方的东西，但润进了他的作品中，写的东西气势磅礴，他写的《万古江河》，没有格局的人是写不出的；张灏，精细的剖析，“幽暗意识”的发掘；唐德刚，丰富的历史感觉，等等。
也有许多结合不理想的：只是用一点历史资料，把西洋概念连接起来，历史学的元素很少。这是快速、跃进型的研究路径，现在颇为流行，是一朵“奇葩”，但不会是历史学的主流。
等而下之的，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历史学研究不是理论研究，首先要寻找事实，然而要探究形成这个事实的诸多因素、条件、环节，关键是要清楚。如果是用西洋理论来叙述西洋历史，那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看一看，那些优秀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哪一个是洋八股化的？越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越懂这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史学研究者应具有一种思想境界，这更不是读“理论和方法”就能获得的。它包括：视野，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现象。所谓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对知识的追求和兴趣，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对人，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的关怀。
要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既不脱离现实，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伦特说过：坐在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后，要有某种历史感的高度。
5.历史学的家法：史料和叙述。
搜集史料。
辨别史料（史料有真假，辨别史料要有功底）。
分析史料（这是一个无底的过程，要有穿透史料的能力，不能简单地堆积史料）。
建立叙述框架。
逻辑性。
文字。述而不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若声称自己述而不作，那只能说明他不会作。
规范。历史叙述要有规范地表达出来，所有东西要有依据，回答命题的学术史回顾。大家也可以反规范，文章并无定法，只要你写得好，史景迁、黄仁宇都是大家。
摆脱功利的思想境界，视野，关怀，接触和观察社会、生活,阅读体会，师徒交流，学友间的交流和切磋，加上历史学的“家法”的训练，悟性的提高，历史学要长期积累、阅读，阅读中有体会。优秀的书要反复读，每次读后都有感悟。我以为这才是正确的历史学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立志以历史学研究为职志的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生活方式。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