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排除那种急功近利的庸俗情绪，克服急于成名成家的焦虑，学术是一个志业，也体现研究者对社会或知识的一种关怀，不是捞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在这方面跌跤的人很多。
坦率说，现在一些同学连“为什么学历史”都不十分清楚。和历史系的研究生谈这个问题，似乎不合适，这个题目似乎应该对那些还没有以历史学作自己第一选择的人来说的，其实不然：我发现并不是所有学历史的研究生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
（1）因为现在的情况有些特别，许多人不是因为“热爱”而选择学历史的，只是作为职业选择的一种过渡性的人生设计或生涯规划来学历史的。
（2）也是因为到了所谓的“后现代”，本来就是相对主义，学什么只是来源于临时的冲动。
（3）现在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一样，已不是一种较为单纯的“智性”活动，它是和某种计划性的生产、“体制”的安排相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一种“知识、权力和利益”三边互动行为。这在本质上已和学术研究的原意大相径庭了，出现了“行政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追求“行政化”的趋势，大学的行政化，董健教授称之为“失魂的大学”。
于是就出现了三个现象：一个叫“功利”，一个叫“缺乏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一个叫“无所谓”。对此现象，一些高校老师都颇有感觉：萧功秦教授告诉我，有的学历史的博士生连“费正清”都不知道是谁。我见到的一些外地名校的博士生，也有类似问题。可能硕士生的情况更严重。怎么办？有的学者认为是学生原先的知识构成有问题，因而提出“吐狼奶”。有的则“痛心疾首”，说出一些很重的话，使得不少学生觉得受到伤害。
我的看法是：不要责怪学生，他们是无辜的，要责怪就应责怪教师和我们现存的教育体制。
（1）过去的大学教师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名校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是知识中人，是学术和社会的“清流”。可以看看谢泳的文章：《过去的教授》。
（2）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3）过去学历史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哀家国之变，怀感时之心。然而我们这里，前几十年是“为革命学历史”，现在是为饭碗学历史。
（4）也要明确告诉学生，学历史本来是奢侈的行为，是一种智性的活动，或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行为，从中是得不到财富和权力的。
我说这些不是要给学生压力，我只是从我的角度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是要设一个高台，把学生往那儿赶。现在的社会已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人有自己的看法，学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孤独的事情，同时也不是现在这种学法，主要是靠师徒传艺、青灯黄卷的方式才能摸出门道，然后还要经多年的清锅冷灶，才能出师学成的。还有就是强烈的爱好，也有自学成功的。
学历史是要靠内驱力，外力推动是没用的，生产线、流水线的方法是学不好历史的。所以我从不去拉学生读硕读博，更没有那种“导师癖”，而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再脱钩，也都行，绝不阻拦。
在另一方面，作为教师，对学生也要负一份责任，该说还是说，听和不听，悉听尊便。我带的学生都知道的。
要开阔视野，也得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这次推荐学生看的书是唐德刚的书，《新中国三十年》。
另外推荐读几篇文章：
金观涛：《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
萧功秦：《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为什么我们缺少独立特行的人生态度》、《晋豫之行手记》。
袁伟时：《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余英时：《我为什么写陈寅恪》。
关于“史识”，我多讲一点：刘知几云，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学）、“史学”（要有学识和功底）、“史识”（洞察历史的眼光），三者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史识”。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接近的。我们中老年学人为什么读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有很大的触动，而读其他一些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没感觉呢？就是他的洞察力触动了我们，把我们有感而没表达或不会表达的思想很好地表达出来。李泽厚在80年代谈“启蒙和救亡”也有这种效果。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多具工匠性，文字也不错，然而，读后没感觉，说到底，就是没有洞察力，也就是“史识”。
唐德刚的前两项较弱，但后者是强项，这就是他的著作虽然有不少时间、地点等错误，但仍被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
学历史的要有历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种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进身之阶者。
我们看看，有多少当年红极一时的论著，最后被时间所淘汰？汤志钧的能留下，夏东元的能留下，范文澜的能留下，陈恭禄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种新编近代史，哪一个能经住时间的洗刷？当然，现代人管不了那么多，在世时好吃好喝，有权有势就行，于是生活也很公平，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他，更忘记了他当年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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