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大兴安岭西南麓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活跃着一支强大的东胡族，他们和西边更为强悍的匈奴族交战，最后被匈奴一代英主冒顿单于击败。有一支退居大鲜卑山，他们和匈奴西迁后留在兴安岭西麓的匈奴遗民通婚，繁衍后代形成了一个新的游牧民族——鲜卑族。顺着大兴安岭山脉往北，在今天鄂伦春自治旗的境内，尚存鲜卑族发源的“祖洞”——嘎仙洞。兴盛起来的鲜卑族横扫整个草原，然后整军南下，先占据了处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界处的重要据点平城（大同）为首都；紧接着再往南开拓，占领了中原文化标志性城市——洛阳作为国都。从此，鲜卑族逐渐融化在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之中。
鲜卑的骑兵离开这块土地后，契丹族、女真族接着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受汉人的影响开始舍弃游牧方式而进入农耕社会，并在大兴安岭西麓的草原上建造了上京临潢府，以此来控制仍然桀骜不驯、漂移不定的其他游牧民族。
当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凭着武力战胜北方的汉人建立政权后，他们接受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他们的命运无一不是：被更为纯粹的新兴的游牧民族击败。
金灭辽是如此，蒙古灭金亦是如此。
到了十二、十三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不，比这块土地广大得多的欧亚大陆，唱主角的是蒙古民族，他们把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推向到一个顶峰——后世从未逾越的顶峰。大兴安岭西麓的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色楞格河、西拉木伦河，是蒙古帝国的福地，此地水草丰美，成吉思汗以这块土地为基地，统一各部、积聚力量，然后才能如飓风般向西、向南横扫。
自五代十国开始，一直到明太祖派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攻占大都，将蒙古铁骑逐回大漠南北，汉民族向北防御的生存线——燕云十六州才重回华夏。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干脆将首都迁到北京，开始了两百多年的“天子守边”。即便如此，明朝从来没能够解除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有雄才大略的成祖死在北征途中，其驾崩处即大兴安岭以西的乌珠穆沁。最终明朝对中国的统治权，被另一个游牧起家的民族——女真的后裔满族所取得。
明亡清兴，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明、清两大统治集团，与燕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大漠以东的蒙古部落的关系之亲疏。取代蒙元的明朝，对北部蒙古部落只能采取羁縻措施，无法真正成为贴心的“一家人”，而与蒙古部落有更多共同语言的后金（清）则不一样，二者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努尔哈赤崛起后，主动和科尔沁、喀尔喀部通婚。此后的数十年内，科尔沁、喀尔喀、奈曼、敖汉喀喇沁、察哈尔、扎鲁特诸部归附后金。一六三六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从此，蒙古部落成为清朝西部屏障，使清朝能一心一意向南经营，直至入主中原。
同一天下午，我离开大兴安岭，来到相距很近的兴安盟所在地乌兰浩特市。这座城市原名王爷庙，历史上长期是东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进入乌兰浩特市之前，远远就能看到一座蓝顶的庙宇。这就是著名的成吉思汗庙，建在一座山丘上，在平坦的大草原上格外显眼。神庙在一九四一年开始修建，一九四四年竣工。当时这一区域属于伪满洲国，由日本军队控制。日本人做主修建此庙，其心思昭然若揭，即仿当初后金与蒙古部落杀乌牛白马之故事，来笼络蒙古部落。
历史翻到这个时候，这片土地已经不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竞争了，而是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凭借着远超蒙古铁骑的武力侵占了这块几千年来中国北部游牧民族争雄的风水宝地。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不得不从垂涎千年的大陆撤退，退回到那几个岛屿上。
在乌兰浩特，距成吉思汗庙一箭之遥的地方，还有一个“会盟地”。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各部代表在此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张平化到会祝贺。这个模式，成为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标准化政治模式。
两千多年来，这块土地上崛起的民族，一次次南下征服汉族。然而将这块土地历史记录下来的，主要是汉字。包括一九八〇年被考古发现的嘎仙洞，其石壁上所刻的铭文就是汉字，乃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四四三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到此祭祖时所刻。
刀剑坚硬，毛笔柔软。刀剑往往赢得现实，而毛笔却能赢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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