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意
总统的支持率
在美国的民意调查中，一个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总统如何履职，而不是有多少人喜欢他。然而在实践中，喜欢总统的被调查者将竭力证明总统的工作绩效，因此“声望”这一术语经常出现在调查中。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支持”或“赞许”。
通常，总统起初有着高支持率，然后逐步下降。第一年，他会和媒体及公众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时期属于“蜜月期”，高点数的支持率经常出现在其任期早期。几年后，问题开始积累起来——或者是经济的恶化，或者是外交政策的失败，这就使支持率开始下降。当他离职时，很少能保持起初的高支持率。
当一位总统于危急时刻上台或从事一项重大行动时，他的支持率会有短暂的上升。如果总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美国人通常都会支持他，他们喜欢果断的决定。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把这叫作“重振士气的事件”。在伊朗人质事件中，卡特总统的支持率上升了 13个百分点，但紧接着在下一年中，他就因措施不力而受到指责，并失去了连任的机会。 1991年开始海湾战争时，老布什的支持率上升了18个百分点，但是他却在一年半后的总统选举中失利，原因在于徘徊不去的经济衰退。小布什在“9·11”事件后的支持率为35％，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也不低，但当战争延续下去时，就没有这么高了。没有哪个“重振士气的事件”会延续一年以上。
一些人希望总统（特别是在其任期后期）能以深思熟虑的努力，用戏剧性的方式作出决策，以提升他正在下降的支持率。外交政策提供了这种戏剧性表演的天然舞台和（我们在下一章要讨论的）最好的电视频道。一次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议，一次对恐怖分子的公开打击或一次营救美国人质的行动，都可以使总统的支持率明显上升。杜鲁门、肯尼迪、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父子都是随着一次戏剧性的外交事件而获得高支持率的。即使是失败，如1961年针对卡斯特罗的“猪湾事件”，也把美国人团结在了肯尼迪总统周围。但是如果一个耻辱性事件延续很长时间，总统的支持率必然会下降，就像卡特和里根对付伊朗那样。同时，一场拖得很长的战争也会降低支持率，像朝鲜战争时的杜鲁门、越战时的约翰逊、伊拉克战争时的小布什。经济危机对支持率也不利，五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福特、里根和布什父子）以及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低迷的经济形势下得到的评价都很差。良好的经济发展对总统非常有利。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丑闻时期，克林顿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
总统的支持率是一个基础，它可以渗透到总统的其他行为中。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在1983年美国成功接管格林纳达并营救出美国学生时，里根总统的支持率跃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对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也开始上升，尽管这种经济政策与之前并无多大改变。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一长串的共和党总统名单并不能说明美国变得更为保守了。几十年来，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美国人一直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两倍，不过也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持中间态度的。这一单峰分布——变量按照钟形曲线来分布——在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是标准的形式，这使得民主政治成为可能。在里根和布什父子执政期间，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的比率并没有明显上升，更多人表示支持环境和福利方面的立法，特别是出自自由主义的考虑。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认可“消除贫困”项目——这是共和党最钟爱的目标之一——能够使社会得到发展的公众数量仍然是稳定的。美国人或许会偏好共和党总统，甚至认为自己也是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们也不会拒绝稳健的福利国家政策（很多评论家认为共和党不会废除2010年的医疗改革）。
要解释这种明显的内在不一致，我们可以回到先前讨论过的经济自由主义和非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美国人对于“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概念并不是十分清晰。例如，所有的退休人群都支持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这是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政策——但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认同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是在非经济意义上使用“保守主义”这一概念。不过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如对于处方药品的联邦资助，他们（经常不自觉地）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自由领域问题。以上所言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它经常因人们在特定问题上的看法而发生分歧。那些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有这方面的倾向——如果能得到更多的联邦拨款，可能就变成了自由主义者。
谁在关注？
民意是一个混合体。不同的人群会对不同的问题感兴趣。农民关注的是农产品价格，产业工人关注的是进口数量，妇女关心工资平等，少数民族关心工作机会。有时，一些群体感到满意，但另一些群体会表示反对。黑人和贫困人口对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复苏并不关注，而收入较高的人则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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