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赴任后，文讲所新增设了 “文学概论”、“语法修辞”、“中共党史”、“世界近代史”等课程。还进行《红楼梦》研究、《水浒传》研究、鲁迅、托尔斯泰、契诃夫、莎士比亚、马雅克夫斯基等一系列专题研究。他自己担任古典诗学的教学任务，并编印过《中国文学史》讲义。来这里学习的学员们都有一定的创作基础，他们除了听名家讲课和阅读名著外，主要是自己搞创作，然后再让教师进行指导。老作家与学员的关系是固定的，如丁玲辅导玛拉沁夫、李涌、谷峪；艾青辅导张志民和安柯沁夫；张天翼辅导邓友梅；公木辅导流沙河等等。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中专有一节谈“公木的学院情结”。公木的这种所谓“情结”，可以说是他一贯的一个教育理念，并多次为这种理念付出代价。比如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校党组织就曾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对公木这种所谓旧型正规化主张进行批判。甚至还被提高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背负着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调离了教育岗位。后来经历过“文革”之后，公木在诗中说：“飞徐而鸣悲，非我惊弓鸟，三年怕井绳，一旦挨蛇咬。”不过在文讲所时期，他还没有这么谨慎的感慨。尽管在东北师大曾因“正规化”问题遇到挫折，但在文讲所重新执教鞭后，公木这种正规化的情结反而越来越浓。
当时文讲所的课程安排是不固定的，而多半采取报告或讲座形式。先请名家来所讲学，然后学员认真阅读原著，组织讨论，列为重点课题，有时学习两个月左右，学员都要写学习心得笔记。当时也在文讲所工作的徐刚曾经批评过这种办学方式的“毛病”：
第十三章（2）
1满足于方针政策的正确，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和深入教学问题的精神，对于知识的教育不重视，于是很多人就在思想、生活、创作这个条条上打圈子。2谁也没有拿出全部精力或应该拿出来的精力做好这一项工作。因此，这一期的学员除了不断的思想批判（这是重要的）、生活和创作以外，学校应给学员的主要东西（知识、系统的文学教育）却给得十分少，同时影响了文学研究所的发展。
而教务处工作人员朱靖华介绍当年的教学工作时，也对作协领导文讲所提出批评：
文讲所师生作家协会，作为群众团体，这些委员们偶然坐在一起，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灵感式地、主观地说了几句话，就当作办学的方针，这是开玩笑的。……每学期我们制定教学计划时，先请作协书记处的主要的书记谈一谈，他们坐在一起聊大天：‘哦，下期办三个月？好，就三个月。’‘干什么呢？叫他们下厂下乡……’随便一说，就整理出来，拿到文将所要求落实。
这种散漫的办学方式，让公木很不满意。他多次抱怨说“办不下去了，再办一期就不办了——”甚至发誓说：“不办成高尔基文学院式的正规大学，死不瞑目。”
文讲所在行政上归文化部，教职工的工资和所内开支的一切费用都由文化部发。业务和党务上却又归中国作协。而按照公木的想法，是要将文讲所完全脱离中国作协的领导，办成像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那样直属于文化部的正规大学。他的想法得到吴伯箫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一起到文化部教育司去联系——经过交涉，教育司同意吴伯箫和公木的意见，而且还给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让文讲所派人到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学习。起初决定让教务处的徐刚去，可徐刚因为感到自己没有外文基础，不愿意去。有一名所部的秘书和一名教员（可能是王谷林和古鉴兹）申请要去，但经过历史、社会关系、政治思想等一系列的审查，最后也没有去成。
吴伯箫和公木都是长期搞教育工作的，都想把文学讲习所这一文学教育事业办好，他们曾一起在佳木斯东北大学共事，公木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时，吴伯箫任教育学院副院长，合作很愉快。公木在诗里回忆他们的友谊说：
1956年公木（二排右四）与吴伯箫、穆木天等作家合影人生几度春，佳木斯难忘。
桃李自成蹊，踏歌载路唱。
病痞亲汤剂，梦寒添衾褥。
文章百代师，煦煦老褓母。
跂望六合云，遍趟千里雪。
黑水浮白山，峥嵘塑岁月。
第十三章（3）
上世纪50年代，公木在文讲所送别来访的尼泊尔作家１９５４年５月，时任文讲所所长的吴伯箫曾专门致信公木，告诉他自己已去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工作，邀请公木来文讲所工作——“文学讲习所，相约作园丁”。二人当时的心态正如公木诗中所言：
不惜变泥土，舍命润花根。
拼得一腔热，迎来满苑新。
其实在公木提出正规化办学之前，文讲所已经经历了一场改名风波，甚至差点停办。
文学研究所创办不到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主张停办。据文献记载，1952年，当时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中宣部（胡为中宣部副部长）鉴于“‘中央文学研究所’缺乏必要的教学人员，建议停办一个时期……”后来由于丁玲等人的努力，才使问题的解决在“停办”还是“缩小规模”之间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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