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批判丁玲“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个罪名，就是说她搞“独立王国”，想把文学研究所当成自己的地盘。文研所改名文讲所之后，田间等被认为和丁玲关系比较深的原所领导陆续以各种理由被调走，而调公木来文讲所主持工作，原因之一也可能由于他是周扬任校长时期的延安鲁艺的人，跟丁玲没有什么太深的关系，有点往独立王国“掺沙子”的意味。因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
1955年9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后，吴伯箫辞去了文学讲习所所长的职务，公木担任文讲所所长，兼任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公木上任后，随即让教务处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参考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其他材料，制定第三期教学计划并向全国发出了招生通知。
公木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文学讲习所向正规化过渡的五年到八年计划。大致内容：办正规学校（高尔基文学院式的），归文化部领导或者归文化部和作家协会双重领导。这一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这一念头却没有断，此后几年，以公木为首的讲习所干部，特别是教育干部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打算盘。
可令他失望的是，1956年文学讲习所不仅没有向正规化方向前进，反而经中宣部决定改成了短训班（据说“同时筹备办正规化的文学院”）。对这一改变，公木是有些抵触情绪的，认为文化部已把成立“文学院”列进发展计划中，在原有的规模上，略加补充就可以了，根本不用再以“办短训班”来过渡。至于如何筹备正规化的文学院，他则表现出对作协党组极大的不信服，认为还是应该依靠文化部。对作协表示不满。
由于后来的沧桑变化，公木的这个“死不瞑目”的高尔基文学院梦想，最终还是遗憾地破灭了。1957年春，公木终于认识到学员的来源、去路都成问题，向正规化过渡是不可能的了，但仍不安心短训班这个局面，提出许多方案：同大学合并，办函授杂志等等。他宣称：“如果没有其他前途，再办一期，就停办，没有干头了！”几年以来，他在人前人后屡次为办所方针不明而抱怨作协领导。
第十四章（1）
第十四章修正主义大染缸文讲所的师生思想活跃。搞文学的人，也多多少少有些自由主义和罗曼蒂克。比如教员李又然的宿舍里曾公开张贴着国外裸体画报，而男女关系上出问题的师生也是经常有的。其中的一件事至今提起来还很可笑：有位诗人教员S先生背着自己的妻子和别的女人约会，不巧事机泄露，被人发现，汇报给了所领导。于是就有一位领导选派的女同志提前到约会地点等他。诗人兴冲冲赶到那里跟“心上人”见面，那“心上人”一扭脸扑哧一笑，这诗人顿时傻了眼。当然，他受到了严肃的批评。
1955年于文讲所教室前（局部）生活上的问题还好说，一些思想上的冒险事件则很容易授人以柄。
中国文学讲习所第四期于1956年10月底开学，学员都是中央各部门和各省选派的报刊出版社文学编辑。其中有位江苏学员陈椿年。
有一天晚上他从北京《剧本》月刊的编辑组长李钦的枕畔看到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的是《一个青年公民的申诉书》，署名林希翎。当时《中国青年报》刚发表了批判她“灵魂腐朽空虚”的报道，说她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但又羡慕李希凡和蓝翎，所以起了个笔名叫“林希翎”云云。这本油印的“申诉书”就是她控告《中国青年报》诽谤了她。陈椿年看完这本“申诉书”相当激动，倒不是她的“文笔”和“思路”，而是因为她的勇气和眼光。当年哪里有“民告官”的事?但她却大张旗鼓地这样做了，她这份“申诉书”不是递给上级机关的，而是递送给法院的，她的申诉依据也不是什么经典和原则，而是当时的《宪法》和其他法规。而且，她的申诉对象并不是个人，而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以及她在申诉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官僚主义的对待。
陈椿年认为，她这份“申诉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她个人受点儿委屈的范围，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是争取公民合法权利的先例，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于是当即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把上述意思表达在信中，又对官僚主义现象作了激烈的抨击，借以表达对她的同情和支持。
约十多天后，林希翎忽然来电话，约陈椿年见面谈谈。见面后才知道，她原名程海果，浙江人，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这些日子正在东四区人民检察院实习。陈椿年觉得她的思想敏锐，视野宽广，在一些问题上有共鸣，因此从3月下旬直到4月底提前毕业返回南京，约四十天中他们见面四次，交谈了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包括斯大林问题、所有制和支配权的脱节和蜕变问题等。他们都认为真正的作家应当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应当坚守对社会生活的批判性目光。陈椿年甚至还从林希翎那里借到了当时尚未公开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
陈椿年后来被划为右派，发送青海。跟他同宿舍的湖南作家林河也受到牵连，说他们是一个“反党集团”。陈椿年曾感慨地说：“1957年以后，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机关团体里，‘独立思考’几乎已成为‘脑后有反骨’的同义语。从此以后，人生理想就应当是做一颗螺丝钉，就应当绝对听话，就应当无条件按长官意志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紧跟领导，互相揭发，经常汇报，上纲上线，批臭批倒……蔚成时代风尚”。 不过，因为类似的诸般原因，那段特殊时期，文讲所伴随着创办人丁玲的倒台，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了“修正主义大染缸”，有很多学员羞于提起在这里学习的这段经历，甚至不敢保存听课笔记和讲义，怕被人抓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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