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大都是出自我们非常尊敬的也确乎曾写出过许多优秀诗篇的老诗人们的手笔，臧克家的《我们一步一步往上升》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一诗篇里，诗人诉说着自己对时代的感觉。在1953年最后一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最后的阶石上”，诗人回顾身后，发现“过来的路子并不坦平”，而“成就”却像“一个山峰高过一个山峰”，甚至“鼓足一股劲”的“希望”也“有时还落到现实的后头”；瞻望面前，则有“一幅新的图景”，它“像阳春百花一般的灿烂”。于是诗人感觉：像坐在“五年计划的……火车”上前进，“现在，……正跨在一座高大的桥梁上”。——无论用了多少比喻或是形象的语言，但是这一诗篇所表现的思想也即是诗人的哲理的思考本身，原是极为平淡的、抽象的。诗人对于时代，没有在一般读者所能感觉到的以外，更多发现什么东西。只凭着驱使语言和韵律的技巧，给抽象的概念披上一件彩色的衣裳，就如同给摆在服装展览会上的石膏人穿上鲜艳的新装，它是不能激动人心的。诗人为什么不能艺术地形象化地去认识和表现自己置身其间的伟大而丰富多彩的生活现实呢？归根结蒂，这还是由于和时代拥抱得不紧，长期不能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因而缺乏直接的切身的个性化的生活感受的缘故。这就是平淡无奇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
1956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太原(局部），左二为公木，此行他写作了《难老泉》等诗在建国初诗歌新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中，公木的一系列文章在理论和批评方面扮演了弄潮的角色。一方面感受着新思想新时代的冲击所带来的兴奋和晕眩，一方面尚能以平等、客观的态度进行理论探讨。而他和朱光潜、朱契、宋谋炀等先生的一些交锋，至今还有学术意义。
1956年美术界开展了批评轻视国画的讨论。鉴于诗词与国画是姐妹艺术，因而1956年8月5日朱契先生在《光明日报》适时地发表了《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文章批评了那种认为旧诗和京剧一样，已经定型化，无法改造过来反映新生活以及旧诗不通俗、难于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观点，而认为“古诗中的乐府，歌行中的长短句，以及五七言绝句，却正等于地方戏，用它反映现实生活，有它广阔的前途的。”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
首先是曾文斌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一文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9月23日），认为古诗因语言限制，难于反映现实。现在双音节的语词已占稳定优势，它和固定形式的框子之间的矛盾，将无法从技术上解决。随后朱光潜先生又在11月24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新诗从旧诗里学习得些什么？》一文。文章认为新诗应学习旧诗人如何深刻体验生活，学习旧诗在运用语言的形式技巧方面达到极高的艺术性；学习中国旧诗几千年来形成的音律等。但文章对新诗成绩估计不够，如认为“我们的新诗在五四时代基本上是从外国诗（特别是英国诗）借来音律形式的。这种形式，在我们人民中间就没有‘根’，……至今我们的新诗还没有找到一些公认的合理的形式，诗坛上仍然存在着无政府的状态。”新诗“往往使人有一览无余之感”，“要叫我背诵新诗，就是一首也难背出”。这种看法，用他自己话来说，无疑是“只偶尔读些新诗”，“偏于保守的思想习惯”造成的，于是引起了新诗人的严重不满。
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教员沙鸥12月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新诗不容抹杀——读朱光潜文有感》反驳了朱光潜的看法，并且还“似乎带着几分愠意”写信向公木“兴师问罪”：为什么连续发表旧诗？公木大概是受了朱契先生提倡诗词歌赋的影响。
公木为此在1956年12月10日夜写作了长篇论文《谈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一一答友人书》（载1957年第一期《长江文艺》），一开头就解释说：
第十九章（2）
你向我质问：这是你的误会。朱契先生的大作，我一直没有读过。听你这么一说，我才设法去找《光明日报》，看到朱契先生《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和《再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的大文。最近在《光明日报》“文艺生活”一三四期上又刊载了朱光潜先生一篇《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他也是大声疾呼，为中国旧诗鸣不平的。恰好就在这篇文章后头，登出了我的两首七言律诗。编辑同志未必有意要拿我的“拙作”印证朱先生的“高论”，而读者们却很可能由此产生误会。这实在是叫人啼笑皆非的事。你写信时，似乎还没有看到这一期《文艺生活》，否则你更要“不能容忍”，以致暴跳如雷、大兴问罪之师了。自知理亏，我不会还击的。但是，必须申辩，让我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吧……两位朱先生的论点，并不完全相同，也各有其片面的道理。不过他们共同的出发点是否定或忽视五四以来的新诗歌。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因而关于传统云云，说上千言万语，都只是废话。两位朱先生念的咒语虽有不同，鄙薄新诗却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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