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容讳言，新诗是存在着问题。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对新诗作者说来，现在是、将来也是应该在理论上探讨，在创作上实践的。但是，如果认为五四新诗歌是中国民族传统的一刀两断，却不正确。说它是从外国、特别是英国借来的音律形式，更绝对不合历史事实；至于对它视而不见，摆出一付不屑面孔，那无非是闭着眼睛说话。
公木认为，和一切文学艺术一样，诗歌的民族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进，不断发展的。它好像一条九曲黄河，永不停息地滚滚奔流，变化无穷，姿态万千，却又是一道割不断的长流。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新诗歌，正是这黄河九曲中的一曲。是的，它确乎也接受了外来影响，那不过是像渭河洛水汇入黄河一样；黄河虽然转了弯，它还是源远流长，并没有也不能割断的。新的地理形势促使黄河转了弯；新的历史条件促成了五四以来文艺、诗歌的革新。如果追溯源流，当然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新诗歌也不能不是继承着殷商以至明清的诗歌传统的。
朱契先生对它“视而不见”，朱光潜先生说它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正如同硬说风陵渡以下的黄河失了踪，显然是常识以下的错误。我们不否认世界进步文学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我们应该把歌德、惠特曼以及欧洲甚至日本诗歌对于郭沫若和他以后的许多诗人的影响加以充分估计；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没有从诗经楚辞到明清民歌鼓词的传统，单凭“移植”，就能“新拓”出这么一个“支流”来，这是可以想像的吗？
公木不仅以雄辩的姿态对朱契、朱光潜的非难做了一一答辩，而且还从格律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规律；从“采用旧形式”、“创造新格律”、“新诗学旧腔”等方面，研究了当时对于学习传统的一些主张和做法。最后还说：
诗是情感世界的再现，它依靠现实的深刻的细致的锐敏的感受，缺乏了这感受，便失去了热烈的情感，因而也就塑造不出激动人心的形象。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求得认真的彻底的解决，只在形式上、在语言韵律上、在表现技巧上加油用力，那是枉然。脂粉填不平皱纹，口红留不住青春。古人也好，洋人也好，对于远离开现实，因而失去了热情的诗人，都不能救驾。我们必须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修养来研究、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但必定稳稳地立脚于今天的现实的新的基础上，否则便谈不到继承与发扬传统，只不过做一个模仿或硬搬的教条主义者而已——这里所说的教条主义在创作实践上便是形式主义。
公木的文章发表后，不料又引来了宋谋炀先生的批评。他在《长江文艺》四月号上发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的几点质疑》一文。文章是针对公木《谈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问题》而提出质疑的。随后，公木又写了《再谈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一一答宋谋炀先生》。这种争辩后来因为宋谋炀、沙鸥、公木等统统成了右派或准右派而停止了。在《光明日报》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郭沫若在当年12月15日发表了《谈诗歌问题》。文中具体地分析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着重批评了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贬低新诗成绩的倾向。他认为，“不是旧诗好，是有好的旧诗”，“能背诵，并不是旧诗的特性”，“新诗是起过摧枯拉朽的作用的”，“新诗并未抛弃中国的诗歌传统”，“不要认为凡是旧诗就可以当令”，并在文后喊出了“好的旧诗万岁，好的新诗也万岁”的口号。
这些争论和批评，热烈而不失分寸。同时观点相左的几位先生和被批评的诗人，也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文革”后大家重新“归来”之后，朱光潜先生每出一本书，都会赠送公木一册，公木出书后也必定送朱先生一册。田间、臧克家与公木先生更是时相过从，没有留下什么隔阂。
1993年8月14日，公木在石家庄参加“国际诗经研讨会”。大会期间接到晋东南师专于淑月副教授带来的同校宋谋炀教授的一封信。宋先生说到当年那场论争，说“我有点偏激，他是对的。”中国诗经学会《会务通讯》第3期 以《宋谋炀教授五十年代与张松如先生的论争》为题报道过这件事。宋谋炀1958年也划入右派，后来很坎坷。1978年起发表有关曹雪芹生平与《红楼梦》版本的论文，在红学界很有影响。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学进入了一个被称为“解冻”的时期。各种思想艺术派别的争论、冲突加剧。但是，中国文学界对这些情况的介绍并不多，只是到了1956—1957年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期间，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一时期，才有了有限度的介绍，并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思潮产生了一些影响。
长期没有发表诗歌的杜运燮，在１９５７年第５期《诗刊》发表了一首《解冻》，其中欢欣地说：
第十九章（3）
春风伸出慈爱的手，温柔而有力，推醒了沉睡的，抹掉不必要的犹豫。
使一个个发现新的信心而大欢喜。
吹过草根，吹过了年轮，吹过思想的疙瘩和包袱，在冰层上画图画，在脸上加深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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