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花没有被忘记，它也不自卑，迎风歌唱着丰盛的光和热，一个姑娘摘下一朵：“它陌生，但是也美！”
被遗忘过的犹豫的歌者，在这解冻的早春的天气里，也不禁有了自信的歌声。公木当时也有几句诗歌咏这解冻的早春天气，从他的诗中，却可以感觉到跟杜运燮的“解冻”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不安和忧虑的气氛……好，春天来了，粪坑也要解冻，要泛滥就泛滥吧，成不了什么大灾情。
但是，人们呀！
切莫说臭不可闻，挖一挖阴沟，原是最崇高的劳动：
挽起袖子来！
把这些脏东西排进地下道。
既然是我们门前的垃圾，就该归我们动手打扫！
第二十章（1）
第二十章内蒙说错话1956年６月，内蒙古作家协会成立。公木作为中国作协的代表前往祝贺。这次北国之行，他留下了多首描写草原生活的诗篇，而当地的民间歌手琶杰，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琶杰幼年时曾经在旗王爷府当奴隶，后改当喇嘛。琶杰18岁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擅长说唱好来宝，并且以说唱《旧世道》、《黑跳蚤》、《内蒙古颂》、《骏马赞》、《巴音敖包》等自创曲目而闻名，经他整理、演唱的《格萨尔王》、《江格尔》都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重要版本。公木听了他的说唱，非常激动，专门写了一首《听琶杰发言》。
随后，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工作会议上，公木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受到刚当选的作协主席纳·赛音朝克图和副主席玛拉沁夫、韩燕如、敖德斯尔等人的好评，还登载在《内蒙古日报》上，但后来他这篇讲话却引起了一些非议。
他说：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呢？我想，这是因为事实上它不是唯一的，理论上也不能说它是唯一的。如果硬说它是唯一的，不是降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把一切为大众所欢迎的作品都称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便是排斥一些不应该排斥而应该肯定应该欢迎的作品。二者必居其一。比如齐白石的画，比如昆剧“十五贯”，它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吗？如果说是，那恐怕太勉强吧？如果说不是，是不是需要批判它们，反对它们呢？那样做显然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认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我们就要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是绝对走不通的。
这样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合适的。他接着又说：
纵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它的历史还是很短的。在中国不超过三十年，在世界上从高尔基的《母亲》算起，也才刚满五十年。它还处于少年时代……这并不是妄自菲薄。这是说，它的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前途，它将走得最远。不过问题是：用它做为团结各种不同流派作家的旗帜呢？还是把它当做一根绳子，排斥别人、束缚自己呢？当然，我们应当采取前一种态度，只要分清敌友，除了反革命的背叛祖国的作家以外，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要团结一切作家；不幸的是在过去我们在实践中，在认识上，并不总是完全正确，而是有时是很有偏差的，我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做了一根绳子排斥别人，束缚自己。庸俗社会学的文艺批评，题材论的创作指导，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具体写法，而对于在思想上或创作实践上还没有达到或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则一律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当然是违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的。
他这样的表述，也是颇有异端色彩的。
第二十章（2）
不过，这篇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这样一段话：
五四新文学运动当然受了外图文学的影响，这是没有人反对的；不过把它看做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一刀两断，那是绝对荒谬的。难道没有屈原、司马迁、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柳永、苏东坡、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能够全靠外国进步文学就会在中国产生出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赵树理来吗？
在这里，他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公然把丁玲的名字排在了鲁、郭、茅的后面。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是通天的，公木这个讲话很快传进北京，引起一些风波。作协的领导郭小川还专门给他出面灭火。
据说苏联高尔基纪念馆就是这样并排挂着他们四个的画像的。丁玲访苏期间去这个纪念馆参观时，曾提出希望苏方把她的画像摘掉，但苏方没有接受。如果此时再联系不久前发生在中国作协的另外两个历史事件，就会了解公木此时的这种排列法是多么敏感。
1955年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而当时揭露丁玲的问题时，其中一条也是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丁玲曾反复辩解这件事并非自己的意思，当时丁玲已辞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职，她的秘书张凤珠告诉她这件事后，她立刻打电话给当时主持工作的秘书长田间，叫田间立刻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立即答应取下。其实，直接挂丁玲照片的并不是田间，而是所里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王谷林。他说：“照片是我安排人挂的，和丁玲同志毫无关系。”（后来王谷林也遭受惩罚，被发配到新疆二十多年。打倒“四人帮”后，王谷林落实政策，成了中国作协办公厅负责人。1986年3月15日，他亲自安排办事人员，把丁玲的遗像悬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的正中央）有了当时这样的背景，公木在代表中国作协发言时，还公然把丁玲排位文坛的第四号人物，引起风波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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