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看到了！我手里摇的是白旗，我胸腔跳动的是黑心。丑恶的很，可耻的很！
让我毁灭吧！
第三十八章（6）
我将从毁灭中新生！
我绝对不再作这样的代言人，我一定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同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割断思想联系。在今后的日子，我不敢说我会完全正确，不再犯错误；但是反党的错误，我肯定，我保证，绝不再犯！
同志们！让我立功赎罪吧！
同志们！我一定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来检讨，毫不保留的交待我的问题。但是我的认识还是低的，希望批评我帮助我。
1958年10月戴帽后，积存未复的信件和诗文稿仍有两百多件，带着负罪的愧疚心情，公木悄悄地把它们分作四五批挂号退回，他不得不同北京东总部胡同中国作协告别，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洒下无数热情和汗水的地方，住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客房里。
他一面接受作协党组所主持的党员大会、继而扩展为群众大会的批判，一方面整理两年来的部分存稿，白天在会上挨批判做检讨，夜晚在室内挥汗抄诗。这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了，中国作协的作家们都融入到了大炼钢铁的洪流之中，公木被排除在“热潮”之外，无法分享这份“光荣”，只好孤独地以诗来排遣自己的寂寞。在公木的遗稿中，我发现一首《大跃进颂歌》：
烂漫山花开满园，秀成时代底新颜。
百年魔舞方收场，万里铁流再发端。
即上重霄摘桂月，遍游东海钓鳌山。
苍蝇碰壁瘟神滚，无限风光丽险天。
就在这举国上下激情洋溢、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刻，公木利用等待“批判结果”的时间，编成了一本国际题材的诗集《人类万岁》，工工整整地誊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准备交稿出版。可是，随着他被正式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已被邀请与北京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也就不了了之了。
公木从此走上了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在逆境中奋进的人生遭际。这一切，就像是莫名其妙地就掉进了历史的一个玩笑。
第三十九章（1）
第三十九章家里还有个右派1956年公木的女儿白桦和爱人谷少悌都考入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谷少悌是响应当时国家鼓励在职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的号召而参考的）。1957年他们于暑假去北京探望公木。当时西北民族学院暑假要开展“鸣放”活动，不放假。他们是请假去的北京，返校后又接着上课，并没有参加“鸣放”活动，也没有什么反动言行。不料1958年1月3日，谷少悌却被通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这比公木头上的右派帽子来的还早。
这都是因为谷少悌受公木影响，业余时间也爱写点诗歌等文学作品，他不仅爱和班里的两位同学一起谈论文学，而且经常一起给院刊投稿。他们还打算要在院刊开辟一个叫做“补白”的文艺园地，结果“补白”还没有“补”成，他们三人却都在“反右”运动中戴上了右派帽子，定为“反党集团”。少悌因“罪恶较轻”，处理决定为开除团籍，戴上右派帽子随班上课。其他“右派分子”，有的开除学籍留校劳动，有的“极右分子”被送往省上集中劳改。后来全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甘肃省浮夸风十分严重，去农场劳动的“右派”同学和老师，有的就一去不复返，永远的留在了那里。其中就有他们敬佩的老师、全国著名的藏学专家黄奋生教授。
少悌戴着右派帽子随班上课，日子十分难过。白桦原来是入党积极分子，现在成了“敌我不分”、“阶级立场不稳”、“走白专道路”的“白旗”学生，经常被团支部开会“帮助”，甚至还要挨批评、受批判。只有逆来顺守，埋头学习，踏实劳动（当时设有劳动课），决心用自己的实践来证实自己是无辜的。
1960年大学毕业了，少悌因为是右派分子而不发给他毕业证书，他留在学校一面做“反面教员”，一面给铁道系预科班学生教汉语，没有工资，每月只发给23元生活费，白桦被分到同年成立的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其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但在精神上他们感到一种久违了的舒畅，因为这时批斗挨的少了，可以心平气和地学习、工作。白桦在民研所潜心钻研甘肃回族近代史，为所里交给的“尕司令——马仲英其人其事”课题搜集资料。白桦还拟写了评论马仲英的论文提纲。少悌在教学上也很卖力，他虽然患了浮肿病，但从未耽误过一节课。1961年的国庆前夕，院党委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这样的生活不到两年，又遇上了“精兵简政”、“精简下放”运动。1962年10月接到下放去新疆霍城县的通知，白桦面对着搜集的关于马仲英的数万字资料，以及几经修改的评论马仲英的论文提纲，实在难以割舍，给父亲公木和在四川工作的她的生母各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不想去新疆的心情。公木回信说：“去吧！孩子，不要怕遥远，不要怕艰苦，人类的智慧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她的母亲也回信批评她说：“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而把革命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组织需要你去新疆，你为什么不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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