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27日，他们踏上了西出阳关的漫漫长途。当时火车只通到新疆的尾雅，还要转乘汽车去乌鲁木齐。天上下着大雪，谷少悌一手拉着儿子谷半林，一手拉着装有全家所有家当的一口装过书的木箱子，白桦抱着小女儿紧随其后，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挤上去乌鲁木齐的大卡车——要去的是新疆北部最边远的霍城县。当时作家王蒙因写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也被划成右派，逐出京城，发配到这个县工作。
谷半林是公木十分钟爱的一个外孙，名字是公木起的。“半林”，就是公木名字中的那个“木”字。他195４年7月10日出生后不久，就被公木接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宿舍，一直长到６岁才离开。
霍城县，距离霍尔果斯边卡只有四公里，与前苏联仅一水（伊犁河）之隔，许多土地相接壤。过去两国关系没有破裂时，两边的群众经常友好往来，通商、通邮，关系亲密。他们到达前半年多这里发生了“边民外逃事件”，是“伊、塔事件”的发生地之一。据说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农、牧民弃掉家园和大片带收获的庄稼，赶着牧场和生产队的马匹几乎全部逃到苏联（当时称之为苏修）那边去了。有的妇女正在家做饭，看见大批人马往边境上逃跑，她们顾不上一切，甚至连在外边玩耍的孩子都顾不上招呼，便惊慌失措的被裹挟而去。
报到后，还来不及安定自己的思想情绪，就被通知参加清理“外逃人员”的财产工作。白桦看见过整端端的家园，有房、有葡萄园、果园，屋内有家具，但空荡荡的没主人，可见当时人们是在没有丝毫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逃走的。以后又清理和内迁“半家户”（未来得及逃跑的人们），“阶级斗争”又多了“半家户”这样一种人群。因为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把“半家户”的概念越来越扩大化，除了真正未来得及逃跑的另一半家庭成员谓之“半家户”外，就连沾亲带故的、关系亲密的人都视之为“两个脑袋”、“里通外”。这样一来全县干部和群众中被划入另册的人就多了。不过，白桦一家是被下放到这里来的，爱人又是“摘帽右派”，只需要做好工作，不要再被批评为“立场不稳”、“敌我不分”就行了。
白桦被分到县人委办公室；少悌被分到县粮食局搞总务。
第三十九章（2）
以后他又调到人委文教科。原来人委办公室的秘书调到边卡去了，他的工作很久无人做。白桦是大学生，在当时人员奇缺的情况下，组织上让她接替了秘书工作，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坐在了人委办公室秘书的位子上，开始认真地做好每件工作。不久，她被县委调出参加“保密三查”工作，这项工作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据说在“伊、塔事件”中，阴谋分子乘机偷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损失无法估计。“保密三查”工作以文书档案为中心，“查人员、查制度、查文件”，最后要把不合格的文书档案工作人员调离岗位，建立严密的文书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整理好从未整理过的各种文件。这项工作长达两年之久，白桦懂得了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这些对白桦以后做好秘书工作帮助很大。
1964年春，白桦被组织派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1966年初被县委召回机关，参加城镇点上社教运动。这次白桦的身份从运动的工作人员变成了接受社教的运动对象。根据白桦平时的表现，工作组将她划成一类干部（即依靠对象）。运动开展不到三个月，八月上旬她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白桦还没有把从广播中速记下的“十六条”学习明白，命运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两天后，县人委宽敞的楼道、墙壁上贴满了“揪出漏划右派——李侠（白桦在养父家的名字）”“揪出黑帮分子——李侠”“揪出用‘人性论’向党进攻的反党分子——李侠”等等罪名的大字报。每张大字报落款都是“人委文革领导小组”，那些在社教运动中已经交代了经济不清的人，却都戴起红卫兵袖章成了“革命造反派”。
白桦看着那些大字报，怎么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怎么这么“反动”呢？我怎么会“对党有刻骨仇恨”呢？办公室通讯员——一位河南支边女青年，走近白桦悄悄说：“这些大字报是文革小组用你的档案中的‘向党交心书’编写的。”哦！原来是这样！那是1960年白桦大学毕业时，系党总支要求每个学生写一份关于对“三面红旗”看法的“向党交心书”。白桦是联系着1958年朱德总司令、邓小平总书记来西北视察时路过兰州给西北民院师生做的报告，真真心心地写了个人的认识。白桦不知道，这份“向党交心书”装入了档案。
六年后，这份东西竟给白桦带来了灭顶之灾。当时还有一件使白桦想不通的事：亲自树立她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社教工作队党委，一夜之间，也认为她是混进“积极分子”队伍的“反党分子”，撤除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称号，将她推到“四不清”干部行列。以后，白桦被隔离、挨批斗、被抄家；机关家委会造反派还组织家属批斗她的养父（1964年养父病退在家，他们把养父母和他们的大女儿接到霍城一起生活）。造反派还将她家4岁的小女儿传去让她揭发爷爷，就说爷爷教她“打倒XXX”，还不准孩子将这件事给任何人讲，如果讲了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养母看到这一切，被吓病了。1967年2月份，正值隆冬腊月，白桦被按农工下放到县农技校的农场去劳动。待处理的谷少悌也与白桦一同去农场，冰天雪地里，他们扶老携幼，谷少悌背着白桦的养母，全家去了农场。半年后，养母带着惊恐不安的心情去世了。他们把她安葬在一个哈萨克族的坟地里……远离故土又失去老伴的养父，一下子老了多，变得沉默寡言，有些呆滞了。不到一年，于1968年5月16日清晨未被唤醒，也永远地去了……在艰难的日子里，白桦的几个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没当过“红小兵”。大女儿因为不愿在同学面前批判“右派”爸爸，申请了9次入团都未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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