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红军在这极端危急之时，于11月13日集中了强有力的部队，选择北面国民政府军的薄弱环节--第四十四师之两个旅的结合部作为突破口，发动猛攻，反复冲杀，夺占北山垭口，打开了一条通路。当晚，红军终于突围西去。
胡宗南于是率第一师继续带头追击红军，进入秦岭山地。胡宗南为防红军进入汉中盆地，率第一师抢先占领山阳城、牛王寨，使红军不得进入镇安、柞水地区。
入皖“围剿”红四方面军（5）
1932年11月23日，红军分左、右两纵队，分别经库峪、汤峪进入关中平原，威逼西安。胡宗南师出汤峪跟踪追击，与其他追击部队先后进入关中，企图与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部配合，合击红军于关中平原。1932年11月底，胡宗南师追至炉丹村一带，将红军后梯队两个师截断，并协同友军再次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红军组织反突击。双方展开激战。胡宗南师独立旅前卫团第二团团长李庞阵亡。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张灵甫率部迅速占领了一个寨子，顽强抗击红军的反冲锋。在激战中，胡宗南师伤亡团长以下官兵数百人，陕军一个警备旅被全歼。红军伤亡也很大，红十师代师长曹光南阵亡。
1932年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由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南之新口子南下，再次翻越秦岭，经汉中盆地，于12月10日夜渡汉水，挺进川北大巴山区。胡宗南师经短期休整后，跟踪追击至汉中。因四川军阀刘湘等阻中央军入川，胡师只得就地驻扎，在川陕边部署防务，防堵红四方面军北返。
胡宗南的第一师在汉中驻扎未久，即与当地驻军陕军杨虎城部的赵寿山旅发生矛盾。胡宗南一向讨厌与轻视地方军阀部队，认为他们是妨碍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障碍。他密令部下不得与赵寿山部往来。后来双方因逃兵问题不断发生摩擦。更为严重的一次事件是：南京政府派专机为胡宗南师空投给养款项，结果一部分钞票约两万元被赵旅所得。胡宗南为此派人多次向赵旅交涉，只索还了部分钞票，还有约八千元没有下落。后赵寿山从汉中监狱提出一个死囚，冒称是那天率士兵抢空投钞票的营长，枪毙了事。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48页。胡宗南闻知更为不满。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
胡宗南师在汉中驻军约两个月。1933年2月，胡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立即率领第一师开往甘肃，与原驻甘肃的陕军孙蔚如部第十七师换防。原因是杨虎城为实现其“大西北主义”，控制甘肃，指示孙蔚如部在兰州鼓动学潮，驱赶走南京国民政府派到兰州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邵力子于1933年1月逃回南京。南京国民政府为将杨虎城部势力赶出甘肃，一方面以朱绍良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一面令胡宗南师进驻甘肃，与孙蔚如师换防。
胡宗南率第一师于1933年2月17日由汉中出发。当时南京中央政府与杨虎城部陕军关系紧张。胡宗南为防陕军袭击，一路上令部队加强戒备。一天晚上胡师在两当宿营，忽然得报赵寿山旅从后面追上来，胡宗南立即令各旅、团长深夜起来察看地形，部署兵力。结果是一场虚惊。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36页。中央军与西北地方部队关系紧张可见一斑。
胡宗南师经过约半个多月的行军，于3月3日下午，进驻甘肃南部的天水。
第一支进驻西北的中央军（1）
第一支进驻西北的中央军
胡宗南的第一师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支派驻西北的中央军。胡宗南将第一师师部设在天水城里，将所辖各部兵力布防如下：以丁德隆的独立旅开驻甘肃最南端与川西交界的碧口一线，以防红四方面军从大巴山西进；以李铁军的第一旅驻徽县，袁朴的第二旅驻天水，另以一个团驻成县，在陕西略阳、两当各置一个营，以防红四方面军北上；以第二旅第五团杨德亮部进驻兰州，维护省城治安，并派出一个营进驻宁夏定远营。胡宗南的第一师驻军达四个省区，纵横达数千里。胡宗南师部所在地的天水，古称泰州，地当甘、陕、川三省交通要道，为大西北的心脏地区。
胡宗南早就对中国的大西北地区心向神往。他自小喜欢读书，尤好史学，早就熟知西北的地理与历史。辽阔的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直至新疆，占全中国面积的1/4左右，物产丰饶，民性质朴强悍。陕甘地区的岐山渭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汉唐故地与名胜古迹灿若群星，在历史上曾有过无比的辉煌与光荣。这里西邻中亚，北接蒙古，东临华北与中原，南连西南与华中，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中国古称“西北为用兵之地”，一直为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们所注目与重视，演出过无数威武雄壮的活剧，成就了多少民族英雄与历史伟人。胡宗南自从军带兵以来，一直有经营西北之志，希望自己能像清末名将左宗棠那样，在西北建功立业，像汉代张良、三国时诸葛亮那样成为历史名人。胡宗南在率部从汉中开往甘肃的途中，路过汉代故地紫柏山，曾特地召集部下训话，说：“张子房，诸葛孔明皆第一流政治家，而能尽其心力辅助刘邦、刘备第二流政治家，戡平祸乱，中兴民族，人民蒙其福利，此无他，张子房、诸葛孔明一心为国为民故也。……吾人必须以全力拥护领袖，完成国民革命，或可免于未来之祸患。今过紫柏山下，缅怀张子房、诸葛孔明之功业，彪炳史册，而其高风亮节，一片真诚，为国为民之心尤为吾人所当效法，愿各同志深识其意。”《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50～51页。胡的这番话，既是他对部下的训勉，也是他个人在当时的抱负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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