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可发现小索索正在悄然变化：“他变得很内向，经常独处，不再喜欢出门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他说他想读书。我想把他送去学校，可贝索不答应。”贝索想让斯大林学做鞋。1884年，贝索刚想把手艺传给索索，索索却病倒了。
那一年，天花肆虐了整个哥里地区。凯可“听见每个家里都传来哭声”。她最敬爱的庇护者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三个珍爱的孩子。这个可怜的人儿悲痛欲绝，几近疯狂”。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活了下来。现在，凯可和“雅科夫教父”又有了丧子之痛这一共通点。凯可精心照料着得了天花的索索。第三天的时候，索索发起了高烧。青年斯大林继承了他母亲的雀斑和红褐色的头发，现在，他的脸上和手上又留下了天花的印迹。因此，他得到了“乔普拉”（意为“长痘疮者”“疤面”）这一绰号，而这一绰号也是他后来在奥克瑞纳中的代号。但他终究还是活了下来。母亲欣喜若狂，可她的命运却就此急转直下——贝索离她而去了。
“照顾好孩子。”贝索留下一句话便不负责任地离开了。斯大林回忆说，贝索甚至要求凯可做洗衣工，并把赚来的钱给他。“有多少个夜晚，我都以泪洗面！”凯可回忆，“我不敢当着孩子的面哭，因为我怕会影响到他。‘斯大林’会抱住我，害怕地盯着我的脸说：‘妈妈，不要哭，不然我也要哭了。’所以，我控制住自己，笑着吻他。然后，他就会问我要书看。”
虽然凯可失去了经济来源，她还是决定把索索送去读书——索索是他父母两个家族中的第一个读书人。凯可“总是希望他能成为主教，因为曾经有个主教造访过第比利斯”，她“当时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盼望能多看他几眼”。每当贝索酩酊大醉地回来找她时，他总会反对她的计划：“你想让索索读书，除非先把我给杀了！”他们开始吵架。凯可说：“只有孩子的哭声才能让我们停下来。”
贝索对酒精的依赖无疑让他更加病态地被嫉妒心折磨。可是，有关他妻子无视其作为格鲁吉亚男人的尊严并公然出轨的谣言无疑加速了他的崩溃。凯可的困境自然众人皆知：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和达夫里舍维警长都以各自的方式帮助了她。即便是达托——贝索鞋匠作坊里的好心学徒——也曾照料过斯大林。“二战”时期，达托曾遇到过斯大林，并和他回忆了这段往事。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个俄国人辱骂瘦小的索索是“蝗虫”。达托打了那个俄国人，并因此被逮捕了。可法官一笑了之，而这个家的庇护者叶格纳塔什维利因此“请俄国人吃了一顿大餐”。
凯可的生活分崩离析。贝索的生意越来越差，即便是达托也不得不离开，成立了自己的作坊。[2]“我10岁的时候，”1938年斯大林回忆道，“我父亲失去了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他总是说自己走了背运。”不过，他又开玩笑说：“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于是，他的背运反而成了我的好运！不过，当我还是10岁的时候，我可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达夫里舍维聘用凯可来作女佣。她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的洗衣工，她总是待在他们家里，索索也经常在他们家吃饭。据凯可回忆，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姆都很爱索索，玛利亚姆会给他们很多吃的。或许凯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之前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可现在，两人的关系则被坐实了。“我们家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凯可说，“他有自己的家庭，却总是帮助我……说实话，我觉得很不安。”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支持她让索索接受教育。恰尔克维阿尼年长的孩子们正在教幼子们学俄语，凯可请求神父让他们捎带上索索。她感觉到，索索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恰尔克维阿尼的小女儿无法回答她兄长提出的问题，可斯大林却回答出来了。日后，斯大林曾吹嘘说，自己学会读写的速度比那些年长于他的孩子还要快，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便开始负责教那些比他大的孩子。“索索读书这事必须严格保密，”恰尔克维阿尼的儿子科捷回忆，“因为贝索叔叔一天比一天凶，他总是威胁我们说：‘不要毁了我的儿子，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他会扯着索索的耳朵，把他拉到鞋铺。可是，一旦父亲离去，索索便会跑回来加入我们，关上门学习起来。”同时，达夫里舍维也让索索和他的儿子一起学习。
凯可年轻貌美，贝索疯狂暴力，难怪所有人都想帮助凯可。她想让索索成为主教，所以索索得去读教会学校。可学校只接收神父的孩子，她必须蒙混过关。据说，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做证说索索的父亲是个助祭，这才让索索得以入学。但这条轶事不见于任何档案记载。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曾在学校领导耳边暗示过自己或其他有罪的神父才是索索的生父。是否是因为这件事才让斯大林声称自己的父亲是个神父呢？
索索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祈祷文、阅读、算术和俄文。他的成绩优异，学校直接让他去读了二年级。凯可“欣喜若狂”，可是，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贝索却“愤怒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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