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针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清查行动中，奥克瑞纳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菲林斯卡娅大街3号，斯瓦尼泽裁缝店，找索索。”不久之后，卡莫便把一个“莫斯科犹太人同志”带到了斯瓦尼泽家，让他们掩护他两个星期。姐妹们欢迎此人的入住，可是，1906年11月13日，就在此人离开之后，宪兵冲进了裁缝店，要求逮捕索索和卡托。姐妹们这才意识到“莫斯科犹太人同志”是个叛徒。幸运的是，宪兵没有抓到索索，也没有发现他藏在时装模特里的文件。可是，卡托却被逮捕了——和她一起遭到逮捕的还有她的侄子斯皮里东·德瓦利，他是个炸弹制造专家，被裁定死刑。对于一个已经怀孕4个月的女孩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玩笑。
萨什克·斯瓦尼泽赶紧动用人脉解救斯大林的妻子。她找到了很多客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宪兵军官。“我前去向宪兵上校列奇茨基（我正在为他做衣服）的妻子求情，请求她减轻德瓦利的量刑，并释放无辜的卡托。”上校的妻子的确帮上了忙：德瓦利被减刑，怀有身孕的卡托被释放——她是在警局而非监狱中等待被释放的。当时，斯瓦尼泽的姐妹们还在帮警察署长的妻子做礼服，于是，警察署长的妻子立刻亲自把卡托送回了家，还一路照顾她。
当成天穿梭在高加索地区的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对发生在卡托身上的事极为震惊”。莫诺瑟利泽说：“他坚持要来看望卡托。”于是，萨什克又找到了警察署长的妻子，“告诉她有位乡下来的侄子要去看望卡托。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了。那天晚上，她们把索索带进了公寓，他们见上了一面。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认得出索索。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卡托每晚在家里待两小时。于是，索索和卡托每晚都相见”，直到卡托在两个月后被正式释放。
1907年3月18日，就在被释放后不久，卡托生下了一个儿子：雅科夫[4]。据卡托的侄女克捷万·格洛瓦尼说，雅科夫出生的时候，索索和他的母亲都在身边。凯可和“小女人”卡托相处得很好。初为人父的斯大林高兴坏了。“在孩子出生之后，”莫诺瑟利泽说，“他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比之前还多了10倍。”他给孩子取了一个小名“Patsana”（小伙）。然而，经常日夜忙于写作的斯大林会“因孩子哭泣吵到他无法工作而愤怒。不过，只要母亲给他喂奶，孩子就会停止哭泣。他吻他，挠他的鼻子，抚摸他”。
索索有太多事要忙了。他的“组织”计划在1907年3月执行对库塔伊西运钞马车的攻袭，然而，就在此之前，他的左右手钦察泽被捕了。斯大林让卡莫替代钦察泽。对于卡莫而言，指挥战斗分队易如反掌。他们是同类人：心中怀有单纯的热情，又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任务。有一次，卡莫听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有可能就是斯大林本人——竟然和一个孟什维克党人理论，他如此说道：“你还和他争论什么啊？让我把他的喉咙给割了吧。”在钦察泽的女队员安妮塔、帕西亚和亚历山德拉的协助下，卡莫成功拦截了库塔伊西运钞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做了还击。卡莫和女队员们身处枪林弹雨之中，就在危急时分，女孩们冲上前去，拿起了钱袋，并把它们藏在内衣里带回了第比利斯。“安妮塔和我把钱袋绑在了身上。”亚历山德拉回忆说。之后，卡莫把钱藏进了酒囊，送到了身在芬兰的列宁手中。
不久之后，斯大林在银行邮政局里的内线告诉他，有一大笔钱即将运达第比利斯——很有可能多达100万卢布，足够列宁用上好几年。于是，斯大林和卡莫开始筹划一起史无前例的剥夺行动。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斯大林被推举为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大林和“小伙”、卡托告别，离开第比利斯，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漫长旅程。他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辗转巴库、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最终抵达伦敦。
大约4月24日左右，他在丹麦坐上火车，前往柏林看望列宁。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斯大林到过柏林，而两人也的确在私下会过面。他们有一件要事需要探讨：即将执行的第比利斯剥夺行动。托洛茨基写道，如果列宁到过柏林，“那肯定不是为了探讨什么革命理论，毫无疑问，他们要讨论怎样执行剥夺行动并把钱运过来”。他们不但成为了奥克瑞纳的眼中钉，同时也变成了革命同志们的批判对象，因为被孟什维克主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已经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剥夺行为。
列宁和斯大林分手，各自前往伦敦。
* * *
[1] 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明文禁止武力剥夺行为，并下令将任何不服从纪律者开除。但劫船事件发生在1906年9月——早于伦敦代表大会。
[2] 当时的革命者经常攻袭船只：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社会联邦派的军事首领达夫里舍维在与“格里戈尔太子”号被袭差不多同一时间攻袭了另一艘载有国库资金的船。与此同时，在敖德萨，革命者们还攻袭了“索菲亚”号。当时，一帮富人们正在船上举行晚宴，革命者从他们那里夺得了5000英镑的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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