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说，巴库是“不可压抑的”，它无所归属的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党理想的动员目标。它特别腐败，它的道德暧昧和尔虞我诈为斯大林开展反抗沙俄政府的地下革命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土壤。据说，这个城市里只有10个诚实的人（一个瑞典人——当然是诺贝尔先生，一个亚美尼亚人和8个鞑靼人）。
巴库是“道奇城、中世纪巴格达、彼得堡工业区和19世纪的巴黎”的结合体。它“对于欧洲人来说过于波斯化，对于波斯人而言却又过于欧洲化”。它的警察相当腐败；它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全都配有武装，凶恶无比；那里到处都是被称为“克奇斯”（kochis）的杀手，这些人不是成为了富人的保镖——为了3卢布便能杀一个人，就是成为了“毛瑟枪手”——挥舞着毛瑟枪的匪徒。艾萨德·贝伊说：“我们的城市就像狂野的西部，充斥着黑帮和强盗。”
巴库的斯大林强硬地对付着石油大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右派”，并最终成为革命家和这个石油帝国的首领。正是在巴库[3]，斯大林最终蜕变成了一个俄国人，从“革命的学徒变成了革命的匠人”。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变成了“第二个列宁”。
1907年8月，当可怜的卡托因巴库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而生病时，斯大林却来到了德国，参加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他和正在莱比锡念书的阿廖沙·斯瓦尼泽见了一面。据莫诺瑟利泽说，索索和他的大舅子“去参观了当地景点，参加了在餐厅和咖啡馆中举行的工人会议”。
德国人“和羊一样古怪”，在此之后，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袖密洛凡·德热拉斯说（他对丘吉尔也聊起过此事）。“领头羊去哪里，他们就跟往哪里。”在去参加会议的途中，有几个德国共产党人不愿下火车，因为出口处没有工作人员回收火车票。斯大林说，他们是如此遵守纪律，以至于“他们错过了原本要参加的会议”。他开玩笑说，一个俄国同志为他们展示了“简单的解决方法：不交火车票就离开月台”。
索索一回到巴库，巴库便又爆发了一次种族冲突。9月19日，一个名为卡尼拉尔的阿塞拜疆工人被俄国民族主义者谋杀。工人们上街游行。斯大林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讲。
在不久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他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击败了孟什维克党，继而取得了领导权：巴库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城市。索索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莫诺瑟利泽说，“他工作起来就会忘记所有”——包括卡托。
“索索依然很爱她。”和他一起来到巴库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然而，只有在妻子、孩子和朋友不影响他工作的前提下，他才会关照他们。只有理解了索索本人，才能理解他的爱。”
对卡托而言，“巴库实在太热了”。“索索每天清晨离开，直到深夜才回家。卡托和她的婴儿独自待在家里，成天担心他被捕。”莫诺瑟利泽说，“她吃得很少，睡得很少，炎热和压力终于让她病倒了。她的身边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朋友。索索太忙了，把他的家人忘在了脑后！”
斯大林当然知道自己忽视了妻儿，但是和很多家庭关系最终破裂的男人一样，他没法改变自己。他曾就此事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谈过。“索索很后悔，他说自己不应该在这种环境下结婚，他对自己很生气。”
卡托祈祷“科巴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回归宁静的家庭生活”。可是，索索的理想必然让他不能担负一个正常顾家男子所应担负的责任。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妻子都和卡托一样。“难道我就是个牺牲品吗？”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她终于忍受不了，给斯潘达良戴了好多顶绿帽子——曾对斯大林的一个朋友如此说道。她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斯大林。“我竭尽全力过好我的一生。我知道我选择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但这是我的选择……他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坏人。他有他的理想要实现……我爱他，也会因为他的好心肠而原谅他的一切错误。”卡托知道，就和斯潘达良一样，斯大林“发誓要永远效忠于”马克思主义。[4]
卡托的姐姐萨什克说，在第比利斯的斯瓦尼泽家人听说卡托“十分消瘦”，便想让她回老家休养。
“我怎么可以离开索索呢？”卡托说。
不久之后，斯瓦尼泽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那里听说“她病了，他们写信给索索，想要把她带回来”。卡托请求索索不要把她送走。可是，她的病情日渐恶化，“而他却一直拖延时间，直到她病入膏肓，他突然意识到再不行动就晚了”。那年10月，斯大林赶紧把卡托送回到了第比利斯。然而，这段耗时13小时的旅程让卡托元气大伤，“天气太热了，她还在火车站喝了不干净的水”。把卡托送到她家人那里后，斯大林又赶紧回到了巴库。
在第比利斯，卡托的病情继续恶化。她早已不堪一击、营养匮乏了，然后又患上了伤寒，发起高烧，又开始拉肚子。她身上的红疹渐渐变成了不祥的黑色。之前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说卡托得的是肺结核，但肺结核不会影响她的其他内脏器官。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她的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录了解到，卡托得的是伤寒以及大肠出血，在痛苦无比的痢疾中大量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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