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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传:战国纵横百年纪_张远山【完结】(184)

  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后两百年,西汉晚期的刘向编纂《战国策》,可以略补《史记》战国史的严重残缺,然而这些战国史残片均无系年。后世学者凭借《史记》的错讹纪年,对《战国策》史料予以系年,仍然错讹无穷。因而《战国策》的史事残片,仅有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缺乏定位精准的历时性纵向逻辑,沦为秦汉僭主谋杀先秦巨人之后残存的零余尸块。

  战国史之残缺错讹,除了秦火汉黜两大浩劫,尚有诸多其他原因,姑举九例。

  其一,君主多妻制度,导致各国君主时常废立太子,众多同父异母的嫡庶兄弟激烈争位,频繁篡弑。由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争位胜利者和篡弑成功者,常常抹去争位失败者和被篡弑之君。比如田齐太公田和死后,嫡长子田剡继位,庶幼子田午(田齐桓公)弑兄篡位,于是抹去田侯剡。又如秦武王嬴荡死后无子,同母弟嬴壮(秦季君)继位,异母弟嬴稷(秦昭王)弑兄篡位,于是抹去秦季君。各国官方史书,原本讳言丑史秽史,自隐其恶,文过饰非,不尽真实。

  其二,官方史书失真,加上秦火汉黜,导致后世史家常常误少误多君主,误减误增君主在位年数。比如秦国误少秦季君,田齐误少田悼子、田侯剡,姜齐误少齐幽公,晋国误少晋悼公,卫国误少卫孝襄侯;秦国误多秦敬公,赵国误多赵武公,魏国误多魏哀侯。又如魏文侯在位五十年,误减至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误减至十六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误减至三十六年;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误减至十六年。韩哀侯在位三年,误增至六年;韩昭侯在位三十年,误减至二十六年。燕献公在位二十二年,误增至二十八年;燕闵公在位二十四年,误增至三十一年;燕简公在位四十三年,误减至三十年。田齐太公在位二十二年,误增至二十六年;田侯剡在位四年,误增至九年、十年;田齐桓公在位十八年,误减至六年;齐威王在位三十九年,误减至三十六年;齐湣王在位十七年,误增至四十年。晋出公、晋哀公、晋烈公均在位二十三年,晋出公误减至十七年、十八年,晋哀公误减至十八年、十九年,晋烈公误增至二十七年。姜齐宣公在位五十五年,误减至五十一年。宋景公在位四十八年,误增至六十四年、六十六年;宋悼公在位十八年,误减至八年;宋桓侯在位四十一年,宋剔成君在位三年,误将年数互换;宋康王在位五十二年,误减至四十七年、四十三年。

  易君治丧,既是一国重大史事,又是影响各国战局变动的重要原因。君主在位年数一误,丧期随之而误,天下战局变动的原因随之不明。君主在位年数的基础性讹误,不仅导致一国一君一事有误,前君之事误为后君之事,后君之事误为前君之事,进而导致史家增减别君而强合年数,牵连别事而整体搬移,波及别国而强求一致,于是不误之国之君之事也随之而误。战国史终于真伪杂陈,因果难明。

  其三,战国时代的中原,魏国变法先强,稍后齐国变法继起,最后赵国变法崛起。中原以外,楚国在战国中期之前为天下最强,秦国在战国中期之前弱于六国。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由弱变强,因此东进中原长达百余年,并非直线推进,而是反复拉锯,时进时退,攻占之地常被收复,乃至被迫或主动归还。尤其是孟尝君发动的第二次合纵伐秦,一举收复四世秦君东侵之地,把秦国打回函谷关以西。因此秦军常对同一城池一拔再拔,甚至三拔四拔。由于史料残缺不全,史家不明某地曾被收复或归还,尤其不明孟尝君曾把秦国打回原形,于是看见秦军二攻三攻已拔之地,即把真史视为讹史,进而妄改真史。

  史家的有意妄改,加上传抄的无意错讹,导致残存史料的错讹程度雪上加霜,难以厘正复原。

  其四,秦灭六国之前一百四十六年(前367),东周王朝分裂为西周、东周二公国。由于秦昭王在秦灭六国之前三十五年(前256)伐灭了东周朝、西周国,秦庄襄王又在秦灭六国之前二十六年(前247)伐灭了东周国,因此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西周国史、东周国史早已亡佚殆尽。

  战国诸侯为了代周为王而混战两百年,周分为二是极其关键的重大事变,然而《史记》失记这一重大史实,导致《战国策》之“东周(国)与西周(国)战”,如同“关公战秦琼”的笑谈,进而导致后世学者混淆东周朝之王、东周国之君,难以明白秦昭王“灭东周(朝)”之后,秦庄襄王为何又“灭东周(国)”。

  其五,秦灭六国之前七十五年(前296),赵武灵王伐灭魏属中山。因此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魏属中山史早已亡佚殆尽,所以《史记》没有《中山世家》。《战国策》虽有《中山策》,然而后世学者多把赵武灵王伐灭的魏属中山,误视为魏文侯伐灭以后复国的白狄中山,因而难以明白魏、赵敌对百年的真实原因,难以明白魏惠王两次伐赵大败而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难以明白魏文侯变法而启动两百年混战的最初动因。

  1973年,河北平山(即魏属中山国都灵寿)魏属中山王墓出土了青铜圆鼎、方壶、圆壶。三器铭文,足以证明白狄中山(国都顾邑,即河北定县)被魏文侯伐灭之后从未复国,中山文公即魏文侯魏斯,中山武公即魏文侯长子魏击(后为魏武侯),中山桓公即魏文侯幼子魏挚;足以解释中山成公(魏挚之子)为何任命乐池(乐羊后裔)为中山相,魏惠王为何任命中山成公(魏惠王堂弟)为魏相,魏惠王为何邀请中山先王(魏惠王族侄)参加五国相王,中山公子魏牟(中山先王之子)为何姓魏;足以正确解读《战国策·中山策》等一切残存的中山史料。然而众多学者囿于成心,仍把魏属中山王墓误读为白狄中山王墓,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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