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秦灭六国之前六十五年（前286），齐湣王伐灭宋国。因此秦始皇尽烧六国史书之前，宋国史早已亡佚殆尽。《史记》虽有《宋世家》，但其春秋阶段可以参考儒书《春秋》、《左传》而基本完整，其战国阶段由于史料不足而残缺错讹。《战国策》虽有《宋卫策》，然而后世学者大多凭借《史记》的错讹纪年，予以错误系年。六国史的残缺错讹尚且乏人厘正复原，不属七雄的宋国史更加无人厘正复原。
其实宋国是七雄之外的最大千乘之国，宋康王拓地三百里，号称“五千乘劲宋”，又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前朝遗邦。东之强齐，南之强楚，西之强秦，北之强魏和强赵，为了代周为王而分从四方问鼎中原，无法绕开宋国。只要深入疏理残存史料，宋国史就能大致厘正复原。
其七，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导致反间之事频繁。比如楚怀王派遣昭滑使越反间而相越，最终灭越。赵武灵王派遣楼缓使秦反间而相秦，最终破秦。秦昭王派遣吕礼奔齐反间，导致孟尝君罢免齐相而转任魏相，放弃合纵伐秦而转为合纵伐齐。燕昭王派遣苏秦使齐反间而相齐，最终灭宋破齐。反间之事，原本极端隐秘，当时已经知者极少，秦火汉黜之后更加鲜为人知。苏秦为燕使齐反间，则是最为隐秘又最为重大的战国秘史，司马迁、刘向全然不知，因此《史记》、《战国策》误将苏秦移前三十年，变成张仪师弟，共同师从子虚乌有的鬼谷子。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全书二十七篇，除了九篇附录，十八篇是苏秦遗稿，均为苏秦游说陈轸、燕昭王、齐湣王、魏昭王、秦昭王、赵惠文王、齐相孟尝君田文、赵相奉阳君李兑、秦相穰侯魏冉的对话记录和信件底稿。第四篇是齐伐宋第二年（前287），苏秦在齐致燕昭王的密信，详尽回顾了为燕反间至此十五年（前301-前287）的过程细节，力辩自己从未叛燕忠齐。苏秦遗稿足以纠正《史记》、《战国策》关于苏代、苏秦、苏厉三兄弟的种种谬误（误以苏秦为兄，苏代为弟），足以揭破苏秦为燕反间十八年（前301-前284）的惊人秘史。然而整理者囿于《史记》的错讹纪年，未能对《战国纵横家书》做出正确排序、精确系年和合理解读。至今四十年，其他学者也未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
其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百家著作亡佚残缺，道家著作也不例外。因此《关尹子》、《列子》、《子华子》亡佚（或许包括杨朱之书），《文子》真伪杂陈。儒家官学仅对《老子》、《庄子》难以剿灭，只能先篡改到面目全非，再反注到反转宗旨。传承泰道、反对权谋的真《老子》，于是变成了鼓吹否术、宣扬权谋的伪《老子》。拒绝臣服、反对混世的真《庄子》，于是变成了鼓吹臣服、宣扬混世的伪《庄子》。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帛书。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了《老子》竹简。足以证明今本《老子》的关键字句，多被后儒篡改。然而众多学者囿于窃据权威两千年的伪老学成心，未能深入研究马王堆、郭店《老子》，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伪老学、伪庄学至今窃据权威，毒害天下。
其九，伏羲画六十四卦，并予命名，乃是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初始史实，中华民族“开天辟地”（认知天地本质，确立天地之道）的根本史实，因而夏代《连山》、商代《归藏》、周代《周易》均有六十四卦及其卦名。由于周之灭商、孔子从周、独尊儒术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无不导致《周易》取代《连山》、《归藏》，因此秦火汉黜之后《连山》、《归藏》亡佚。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了《归藏》（孔子得之于宋，子夏携之至魏），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因其危及《周易》、《易传》权威，唐宋以后再次亡佚（同时出土的魏史《竹书纪年》，因其危及《史记》权威，也在唐宋以后亡佚。仅有价值最小的小说《穆天子传》，因其不会危及官学权威，独存至今）。此后国人仍然盲信积非成是的权威谎言，以为编纂《周易》的周文王始叠八卦为六十四卦，始定六十四卦卦名；不知中华第一圣山泰山之名，取自伏羲泰卦；不知儒家官学以《周易》、《易传》为权威根据而鼓吹的庙堂否术“天尊地卑，君尊臣卑”，违背《连山》、《归藏》、《老子》、《庄子》一脉相承的伏羲泰道“天柔地刚，君柔臣刚”。
1993年，湖北王家台秦墓出土了《归藏》竹简，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至今二十年，仍未整理出版，遑论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国人仍把《周易》视为中华真道的至高宝典，不知《周易》实为中华伪道的终极根据，不知《周易》打开了两千年庙堂黑暗的潘多拉之盒。正如鼓吹《周易》伪道的《易传》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两千年悖道“道统”，导致了形而下的两千年悖道“政统”。中华民族失典忘祖两千年，无法认祖归宗，只能认贼作父，盲信“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盲信“皇帝封泰山而得天下”，有眼不识泰山。
独一无二的战国时代，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一切独特性，催生了作为中国思想根源的诸子百家，造就了高居先秦绝顶的庄子，所以我把研究战国视为研究百家的前提，又把研究百家视为研究庄子的前提。由于战国史残缺错讹，疑难重重，因此我研究战国史的时间精力，超过研究百家书和《老子》、《庄子》。潜心战国三十年，反复研究了无数历史疑案，只要新见不能验于所有战国史残片、百家书残片，立刻推倒重来。积累多年而不敢轻率发表的大量笔记，成了撰写本书的重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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