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乱以来，政府正规军的编制基本被打散，国内的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司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
赵构迫于大敌当前，承认了这些军队的合法性，并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将的地位、增多物质奖励等），收买人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赵构的战争目的很简单，以战求和，通过战争乞求偏安一隅。
随着抗战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
他无法容忍本朝基本国策发生任何改变。
在他看来，国内武将的威胁比金人的威胁更严重。他之所以不惜放弃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愿意让武将的权力在战争中进一步膨胀。
为了恢复北宋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朝廷的文人士大夫一致力挺赵构。宰辅一类首席大臣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也日夜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建炎四年（1130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汪藻再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当时，赵构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绍兴八年（1138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赵构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赵构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赵构，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可以说，对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的兵权，几乎每一任宰辅大臣都动过削夺的心思。
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不解散“岳家军”、“韩家军”这几支庞大的军事武装，赵构无法安睡。
赵构虽称“中兴之主”，但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那么有追求。
从他写给粘罕那封肉麻的投降信就可以看出，他胆小怯懦，畏敌如虎，贪图享乐。
故土能不能收复，他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能拥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会不会被金人俘虏，能不能安全地苟活下去。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和投降之路——只要和议成功，所有的担心就可以通通归零。
有人推测，赵构之所以不支持、不赞成、不响应北伐，是担心北伐成功，二圣归来，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说这种话，实在是抬举赵构了。
金人的数次入侵，赵构早被吓得患上了严重的“恐金症”。在他的心中，金国永远是那样的坚不可摧，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金国也根本不可能失败。
而宋徽宗赵佶早在五年前被金人虐待致死，所谓的“迎回二圣”就只剩下宋钦宗赵恒了。赵恒与赵构是同辈，按礼数，赵构并没有让位的义务，又怎么会担心自己当不成皇帝呢？
再者说了，赵恒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的，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就落入金人的魔爪，在位期间既无建树，对金策略又一错再错，整个皇族被人家一锅端。到了金国，又受尽凌辱，尊严尽丧，假使能回国，又有何面目与弟争登帝位？况且，现在南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全是赵构在长达十四年的执政期间一手提拔起来的，根基稳固，他赵恒在位时间不过短短一年，手下的大臣被掳到金国，死伤殆尽，自己形单影只，又拿什么资本来跟弟弟争？
对此，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就认为：“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会威胁到宋高宗的宝座。”玄宗和正统回朝的时候，他们在朝中还有一股潜在的政治势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们只能接受既定事实，俯首称臣——至于正统帝后来发起的“夺门之变”，其实是景泰帝没有儿子，帝位自动传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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